淦丽霞
摘 要：霍米·巴巴，作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化翻译思想及其“杂糅”和“第三空间”的理论概念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体策略，也展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力和现实借鉴意义。通过归纳分析巴巴的文化翻译思想，结合中国文化外译的实际情况，试析适合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英译的翻译策略。
关键字：霍米·巴巴 文化翻译策略 杂糅 第三空间
在当今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学者中，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是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巴巴出生于印度孟买，从小受印度教育，之后到英国求学，现任哈佛大学安?罗森伯格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他的主要代表作包括《民族与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1990）、《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3），虽然著作不多，而且是两本编著的论文集，但他文章的引用率之高令人惊叹。在西方，霍米·巴巴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被认为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斯皮瓦克变化多元的理论更是独树一帜，霍米?巴巴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他人对殖民关系所作的二元对立分析，而是提出了“杂糅”“第三空间”理论，为文化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霍米?巴巴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
1.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糅为一体，并且颇为有效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文化和艺术批评实践，从而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风格。
2.他的混杂和第三空间的理论概念影响了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
3.他的模拟概念以及对一些殖民地题材的作品的细度则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对文学经典的重构也有着一定的推进作用。
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宁，2009：143～144）
霍米·巴巴的翻译理论为后殖民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论域，也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拓展了新的探索空间，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所发展出的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霍米·巴巴文化翻译思想内涵
一般认为霍米巴巴的学术思想，主要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和拉康精神分析的影响。正是在他们二人的解构思想的影响下，霍米·巴巴把“居间”“延异”“协商”“又爱又恨”这类不确定的、两面性的概念，作为自己后殖民理论的立足点（翟晶，2013：5）。霍米·巴巴的理论立足点即为对“居间”和“之外”的阐释，进而提出“混杂”和“第三空间”的文化翻译策略。
（一）“居间（in-between）”与“之外（beyond）”
《文化的定位》是霍米·巴巴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专著，在该书前言的开头，他就指出“我们时代的比喻，就是要把文化的问题定位在之外的领域里”（Homi Bhabha，1994：1）。所谓“之外”，就是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失去了确定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开端与结尾的中世纪神话”——而只能永远在临时和变迁中生存，在这里，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差异与认同、过去与当前、在内与在外、包容与排斥”，人们总是生存在这里和那里。（翟晶，2013：17）。例如，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侨，他总是同时生活在美国和中国的传统中，受两国文化的影响，他既不是一个完整的美国人，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他同时占据了两种时空，但又哪里都不完全属于。也就是说，他总是生活在“之外”的某个地方。这种“之外”的状况也是一直“居间”的状态，处于不同文化的间隙之中。
“居间”和“之外”这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使得主体得以在文化差异的间隙中协商，在不同的特定情境下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霍米·巴巴从“居间”和“之外”的理论立足点，实现了对二元论的消解，同时也为消解霸权文化提供了策略。
（二）“混杂”与“第三空间”
霍米·巴巴认为，一方面，全球化使得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了，霸权文化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影响弱势的文化；但一方面，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也不甘示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默契的、无形的反抗。不同文化的交流使得各种文化变得“混杂”“模棱两可”了，真是在这种混杂的空隙产生了一种既非彼亦非此的“第三空间”，不同的文化在这个第三空间得以进行对话。
在殖民统治的实际情况中，矛盾性无处不在，这种矛盾性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巴巴提出了一个概念“模拟”，既包括殖民地行政组织制度对宗主国的模拟，也包括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文化的模拟。模拟的过程，实际就是再现差异的过程，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殖民关系中的矛盾性不断显现，出现一种“混杂”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混血儿”，所有的身份和意义都是“部分在场”。这样一种混杂的状态使得殖民权威被消解，动摇。
当今社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世界范围内的各族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翻译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不同的文化如何能更好地交流沟通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霍米·巴巴提出“文化差异”的概念，他认为消除本质论、整体论，正确认识各种文化之间缠结交错的历史和关系，是达到民族、宗教，及其他社群之间相互理解、彼此共存的基础。（翟晶，2013：64）
霍米·巴巴因此引入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是一种在不同文化的“间隙”中呈现出来的用来进行协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任何意义都必须通过翻译、协商来获得临时的合法性，消除整体论、二元论的逻辑，达到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对话。
二、全球化语境下汉译英现状及困境
全球化进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跨越国界，从经济领域不断扩展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文化交流越来越重要，然而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影响到文化交流的实现，特别是在文化翻译过程中得以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近年来，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各类高端研讨会议陆续召开，讨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方法。
中国文化外译的现实状况，包括译介主体问题、译介文本的选择、译介的发行模式以及中国文化翻译的现实困境等各方面，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也是中华文化能否顺利“走出去”必须考虑的各方面因素。
中国文化的译介主体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国内的本土译者，二是外籍译者，主要以国外汉学家为主。译介的文本选择方面也是非常重要。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正式启动，主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优秀成果的翻译与国外的出版发行，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过中国文化特别是创新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话语权。我国汉译英译介作品的出版发行模式，主要有本土出版社发行、国外出版社合作、及国外出版社购买版权直接发行等方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就指出了出版译介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境外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影响出版译介的效果；二是欠缺政府管理部门、翻译界、出版界、学界的联动机制，出版译介工作往往政出多门、各自为战；三是翻译人才的缺乏导致许多图书还难以进入国外主流渠道。
中国文化的译介还有许多需要思考和提高的地方。（范军，2014）
除了以上基本现状之外，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文化翻译策略问题。如何有效地达到传播效果，取得良好的读者反映，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三、霍米·巴巴文化翻译思想对汉译英的启示
在对后殖民翻译策略的探讨中，主要有三大文化翻译策略，一是韦努蒂倡导的“抵抗式翻译”，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他认为翻译时应当尽量传译原文中的语言文化差异，让译文保持一定的外国语言文化特色，同时他反对归化式翻译，推崇异化翻译策略。二是来自巴西的“食人番主义”，它主张在把第一世界的文本译入第三世界时应该采取一种类似于吃肉或输血以增加自身修养的策略。三是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策略，代表思想为“杂糅”和“第三空间”。
受到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权力关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输出翻译一直以来都面临巨大挑战，既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制约，也有来自本土的困境，来自西方国家的挑战主要有西方国家对中国译介文本输入的控制、译介文本内容的选择以及西方国家愿意接受的翻译策略问题。中国国内本土的挑战主要在于译者的水平问题，缺少高水平的译者，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大重要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处于霸权文化的西方国家主要接受采取归化翻译策略的外国作品，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要使西方读者接受中国外译的作品也不得不采用归化策略，致使中国文化不能如实地展现给西方世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世界影响力的上升，当前中国不少学者提倡中文外译时要采取异化翻译，以此来保留汉语源语的文化内涵。然而，面对不同的语境，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汉译英的过程中，采取适当异化策略，尽可能多地传递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然而，也不能一味求异，而忽略读者的接受程度，否则只能达不到传播效果甚至起反作用。文化传播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英语中现在就有很多词汇直接来源于中国文化，如“kongfu，toufu，kowtow”等，这些词汇也是经历过一段读者的接受过程才成为西方读者普遍认同的词汇。目前，传播中国文化，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接受度问题，选择合适的译介文本，采取适度的异化翻译策略，使西方读者先对中国文化产生大致了解，扩大影响范围之后，再进一步传播更加复杂的文化因素。这样，读者的接受度会更好一些。中华传统经典文化，因其历史内涵丰富，文化特色鲜明，要使西方读者有很好的认识，需要我们长期努力。
当代中国文学，因受西学东渐的长期影响，已经多少融入了西方的价值思想和行为习惯，这也正是霍米·巴巴所说的“杂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身份已经充满模糊和不确定性，而我们在传播中华文化时，既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要利用这个特点，运用一种协商的文化翻译策略，向西方读者尽可能准确详细地介绍中华文化。
四、结语
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思想在全球化进程的今天越来越引人注意。他的文化翻译理论，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霍米·巴巴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其文化翻译思想对我国文化的输出更是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无论是从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还是从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都不可能完全保留自身特质或者完全受对方文化同化，两者在一个第三空间得以对话融合，冲突不再那么强烈。因此，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杂合的策略，尽可能地使得不同的文化能够得以顺利交流。应该注意到，霍米·巴巴出生于第三世界，但其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受西方国家教育，似乎很难保证不受西方文化影响。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寻适合我国文化输出的有效途径。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4zzts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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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翟晶.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3]Bhabha，Homi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4]范军.关注出版走出去进程中的译介工作[J].中国翻译，2014，（4）：5～6.
[5]淦丽霞.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两英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209～211.
（淦丽霞 湖南长沙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41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