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添翼
摘 要：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与嵇康在他们作品中同样的无酒，这相同之余又存在着两人诗酒关系的不同，而造成相异的原因又多元而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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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阮诗无酒 嵇诗无酒 比较
中国古代，酒最早是作为祭祀贡品而存在，或者用于国家重大活动。直到魏晋，饮酒才成为文人消遣享乐的行为。竹林七贤便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七人常集于竹林下，酣畅饮酒。阮籍与嵇康作为竹林七贤中最突出的人物，然而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却难以寻觅酒的踪影，这应该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就从阮籍的《咏怀诗（其三十四）》与嵇康的《酒会诗》入手，进行比较。
一、“阮诗无酒”与“嵇诗无酒”的不同
嵇、阮两人的不同其实体现在诗酒关系上的不同，诗人往往是缘事而发，字里行间再现诗人日常品行，或者是宣泄个人情感。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飘自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动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咏怀诗（其三十四）》）
阮籍在诗中表现了强烈的愁苦与无奈，大脑完全处于清醒的状态。这应当是他酒醒时的感悟，我们也可以推断出阮籍在醉酒时应当是不创作的，因为饮酒不是自己的本意。
同样的，我们在嵇康的诗文中也很难找到对于饮酒行为的描写，如《酒会诗》：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题虽为《酒会诗》，却不直接对饮酒进行描写，而是着力为我们展示清幽闲适的自然环境，以及对友人的思念与归隐山林的感慨。饮酒之间游乐山林，观赏自然，怀念友人，存心高远。嵇康是竹林七贤中最不善饮酒的，嵇康《家诫》云：“见醉醺醺便止，慎不当至困醉而不能自裁也。”且嵇康也是最讲求仪表的人，山涛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可见嵇康不像其他人那般嗜酒成性。
我们初步可以得出，阮籍沉湎饮酒大抵是被逼无奈，为求自保，饮酒时的放纵超然不是其本性，而是以酒为手段达到麻醉自己蒙蔽他人的目的。酒乃苦酒，便不愿多言。嵇康本不善饮酒，对他来说，饮酒并不是避世自保的最佳手段，而归隐山林，追求自然大道才是人生的理想境界。饮酒为次，娱乐为本。
二、“无酒”现象不同的原因
阮籍与嵇康在其诗歌中虽然都没有对饮酒行为进行直接描写，然而其中缘由却是不尽相似的。造成“诗酒关系”不同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下面我们就从处世之道、哲学理想、个人秉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处世之道的差异
魏晋时期，社会秩序崩坏，文人虽有济世情结，但苦于严峻的社会形势，只能退而求自保，避世成为了当时文人坚守气节的无奈之举。“阮籍找到了‘人清其质而浊其文’的护身之道，而嵇康却要清其质又要清其文”[1]。阮籍人生实践注定是坎坷而又矛盾的，一方面追求人格的高洁，不愿堕入俗流，另一方面，生活于动乱时代的他深感生命无常，也就格外珍视现世的生活，即是在夹缝中生存，因而阮籍言行谨慎的同时，纵情豪饮醉生梦死，麻痹自己入世济世的神经，同时呈现给统治者不谙世俗的假象，如此用心良苦，只为求得平和的生活，这是何等的悲哀，所以饮酒对于阮籍来说苦闷悲愁应当多于自由酣畅。
嵇康秉持着“文”“质”统一的处世原则。嵇康也谨慎言行，不论人过，虽比不上阮籍，却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初衷，在其文章中也不过多掩饰。嵇康的避世表现为言行的谨慎，对酒也就没有太多依赖性，“嵇诗无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哲学境界的差异
在阮籍的作品里，理想世界常常是脱离现实的。阮籍追求的是超越现实的逍遥天地，这又注定了他哲学理想的虚无。实实在在的人生目标在他这里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境地，足以见阮籍对于生活的绝望与悲观。因而，他对于酒的痴迷与热爱，说是纵情享乐倒不如是生命的虚耗，这样的放荡不羁，任性豪放断然不是真实的阮籍，而是内心愁苦失落的外化。
嵇康的哲学观比阮籍更具现实性。嵇康的哲学境界则是生成于自然万物的，认为属于自己的逍遥天地是可以追寻到的，他对生活抱着相对积极的态度，也就无须宣泄其恨世情绪了，对他来说，有更为明确而充实的目标，生命没有必要在饮酒中白白流逝。
（三）个人秉性的不同
当然，最根本的便是诗人的人格因素，尽管个人人生经历会不断影响其原初人格，然而诗人的秉性存在其内心深处却极其稳定，并决定了诗人最本质的创作风格与创作观。
阮籍生性温润，为人谨慎，同时又不乏文人骨子里正直的济世情结，一柔一刚，使得阮籍性格十分矛盾。一方面文人意气驱使他反对司马氏的残酷统治，另一方面，无奈个人力量的弱小不足以同司马氏抗衡，故选择了妥协。《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言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阮籍纵情狂饮，拒人千里之外的同时，消除了司马昭的猜忌怀疑。然而我们换个角度看，阮籍醉酒避世，却又主动向司马昭请任官职，表面上是出于对美酒的钟爱，那么其中是否有迎合奉承司马昭的意思呢？这样一来，站在世俗与自身两个角度看，狂饮的放浪形骸，对美酒的痴迷很好地为自己进入官僚体制而辩护，而司马昭对于自身的猜忌也就烟消云散了，表面沉醉实则清醒。阮籍任性又谨慎，不拘礼教却又否定自己，性格上的矛盾性导致了他在创作上“诗酒分离”，各自独立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表现出了阮籍处世的平衡。
嵇康性格刚直激烈，因而采取一种彻底的态度。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对儒家思想作了坚决否定。嵇康性格则是高亮任性，刚直不阿。就如嵇康自己所说的那样尽管自己试图学习阮籍“守口如瓶”的处世原则，然而始终无法得到内心的允许，现实始终是他最终的归属，因而也无法选择逃避，故不会像阮籍那般纵情狂饮，甚至否定借酒避世的行为。虽然身为竹林七贤的代表，其诗文中却鲜见饮酒情形与醉酒形态。故在那样专制黑暗的社会中，嵇康遭到迫害仅仅是时间问题罢了，祸患的种子早已深埋在其性格中。
“阮诗无酒”与“嵇诗无酒”，作为一个时代典型的文学现象，反映了当时文人身不由己、处境艰难的生存实景，凸显了社会的黑暗。但他们的处世哲学，人生智慧，凝结成为了人类精神史的一曲不朽悲歌，传颂千古，影响深远。
（论文指导老师：周海平）
注释：
[1]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200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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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M].中华书局，1974.
[2]罗宗强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中华书局，1996.
（袁添翼 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 2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