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力 方英
【摘要】本文认为在党报制度建立的诸多渊源中，有传统言官制度的影子。而党报的改革发展，完全可以从中吸取有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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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言官；党报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新媒体发展势头逼人，2014年10月23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仍启动了新世纪以来的第十一次改版。最近两年，由于微博、微信的强势冲击，纸媒士气普遍不振，此次逆势改版，正是《南方日报》在党报改革领域呼应总书记的讲话：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党报制度的建立，已经有60多年，中国社会和媒介生态早已天翻地覆，党报如何更好地履行使命？党报发展还有哪些改善空间？也许鉴古知今是一剂良方。
当前对党报的研究，窃以为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党报渊源的探究上，除了旁涉梁启超外，基本上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尤其是列宁的党报思想。这当然没有错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制度的基石，当然是马列主义。不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也应考虑党报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而突兀产生、发展。二是在党报制度研究上，作为中国党政制度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很少有研究者将党报和中国政治制度史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在建国后党报被逐步纳入到科层制管理体系中来，并且延续了战时的管理方法，形成了半军事化、半科层制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架构。特别是通过科层制，将党报管理人员和采编人员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的组织运行架构中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而中国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不可能完全割断传统。以笔者目力所及，罗韬在2014年9月4日《南方周末·副刊》上发表的文章《“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是目前仅见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对本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提到，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
藉此，本文尝试打通学科界限，探讨传统言官和现代党报之间的角色传承与革新，研究其对当前党报改革的启示。至于论证是否妥当，结论是否正确，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二、党报和言官的异同
党报制度和言官制度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说过： “报馆于古有征乎？”并列举了古代的“官报”和“民报”，所谓“官报”，就是“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请注意，这里的“官报”，并没有涵盖任何“邸报”或“报纸”的含义在内，而专指士大夫“论列政治”。这，正是言官的特权。
言官和党报的话语权力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天下事非辅相大臣不得行，非谏官御史不得言”。而这种所指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报纸是第四种权力”所能解释得通的。党报和言官一样，是行政体制的一部分，它经常表达公众意见，更多体现执政者意志。这也是党报的人民性和党性一度颇起纷争的重要原因。只有把党报制度放进历史的维度中，才能够真正理解党报的角色。
一是在政治体制中，言官和党报不仅是言论机关，而且“口含天宪”，具有实实在在的舆论监督话语权力。作为帝王“耳目”官，言官言论的监督力度，足以将许多不轨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宋代为例，宰辅动辄得咎，莫不是言官之力。“宋自雍熙以后，为平章、为参知、为密院、总百揆掌六师者，乍登乍降，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党报一方面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要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党报又要开展舆论监督。列宁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风靡的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舆论监督的力量，更主要的是被其监督后所带来的后果，起到了足够大的震慑作用。这种震慑，恰恰是权力的体现。
和言官上谏君王、下劾百官不同，不同历史时期，党报的监督对象也有其历史变迁。在取得政权之前，1929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内部讨论刊物《党的生活》，提出“不管是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方法的，不管是同意中央的意见的还是不同意的，不管是批评其他同志的观点或是自己个人的经验，都可以尽量在《党的生活》上发表”。
时过境迁，1953年3月，中宣部就广西《宜山农民报》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一事，作出党报“不能不经请示擅自在报纸上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与党委会的争论”的决定，史称“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党委机关报的地位和定位，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是在政治职能上，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巩固执政地位，是言官和党报的共同职责。古代中国虽然没有“意识形态”一词，不过，无论五德终始，还是应天顺民，其实都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政王朝更迭的合法性。以北宋为例，北宋以结束藩镇割据、统一中国为己任，故讲“尊王”。北宋政治体制的设计，无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平衡地方权力，都是服务于“尊王”这一主流意识形态，而维护这一意识形态的，正是言官。故而《宋史》有言： “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关于党报，陆定一也有类似表达： “我们党是靠报刊起家的，又是藉报刊发展壮大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执政地位的维护，一方面是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过程，就是党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维护过程。
党报，作为意识形态建设主力军，历代中共领导人都有立场鲜明的论述。最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也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而解决了历史上关于党报的属性问题。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实现“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的良好局面。
三是在政治身份上，都具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各级党报，从中央到地方，大概可分为中央大报、省级报、地级报、县级报，各级党报主要负责人的行政级别分别是部级干部、厅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这和言官的职级相似，以宋代御史为例，御史中丞是从三品，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正七品，监察御史是从七品。
比言官系统更加周密的是党报的通讯员队伍。按照规定，各级行政机关都设有党报的通讯员。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在理论上将党报的触角遍及它所在的地区，从而实现“群众办报”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通讯员队伍人事关系隶属于所在的部门，使“群众办报”往往成为“部门办报”。
不过，从行政级别上，和各级党报隶属当地党委不同，古代言官走的是“以小御大”的路子。比如宋代的御史中丞，只是从三品官员，却可以监督正一品的宰相和正二品的参知政事。
三、对党报改革的启示
作为一种制度，言官职责的可执行性更多地体现在皇权的强弱以及皇帝和言官的个人操守上，而党报则尤为抽象，内部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外部又要在报纸版面上表现出鲜明的党性。因此，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本文并不认为党报制度延续言官制度而来，而是认为在党报制度建立的诸多渊源中，有传统的言官制度影子。而党报的改革发展，完全可以从中吸取有益因子。
首先，党报改革，要在加强党的领导基础上改善党的领导。无论是执政还是改革，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行的。在封建王朝，言官总体而言是天子的“耳目”，“权不可以不归人主，而必重庙堂之柄以总之；政不可以不在庙堂，而必择台谏之臣以察之”。另一方面，皇权对言官在严加约束的基础上也大胆放手为之。北宋仁宗朝，因为言官攻击而被罢免的宰相执政达23人之多。苏轼对此有深刻的洞察：“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
“耳目”的身份问题，反映的本质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党报作为党的耳目喉舌，自创办以来忠实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但也应看到，党报在新时期也有千报一面、报道模式单一等诸多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是让党报成为一个机械的传声筒，还是成为有一定主观能动性的“号角”“喉舌”“思想武器”？
目前，在如何做大主流舆论阵地方面，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微博、微信上的表现，已经走在了全国党报的前面。在加强和改善党对党报的领导上如何有进一步的发展，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其次，党报改革，要加快对舆论监督的建章立制。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讲的： “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党报的舆论监督，起到的正是这种作用。
1950年代，党报曾经有过舆论监督的高峰时期。但形势变化，舆论监督渐趋沉寂。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监督也是时起时伏。当然，目前取消始于1953年的“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决定，还是不切实际的，但应该对批评对象制定明确、具体、操作性强的细则，改变目前新闻监督难的尴尬局面，以推动新闻监督和新闻改革、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在反腐败趟进深水区的今天，如何在大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上取得突破口，党报也是不二选择，甚至可以考虑，将古代言官的弹劾权引进舆论监督中来。同时，也应通过建章立制，对党报自身进行监督。为了在制度上防范言官和宰辅勾结，北宋还特意将台谏的办公场所和行政中枢“政事堂”区隔开来。而党报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至今付之阙如。
最后，党报改革，要真正落实“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古代言官，特别是宋代言官的历史声誉，和当时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密不可分。他们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参与时政，以公道、名节相砥砺，从而留下了一道道深刻的历史烙印。
执政党历来强调“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仍存在很多困难。在微博、微信发达的今天，无论是技术因素，还是党员、群众的素质，相比解放前都有了巨大的飞跃。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各级党报，都纷纷开设法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甚至中组部也面向党员开通了“共产党员”微信公众号。可以说，“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迎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在强调互联网思维的今天，很多党报微信公众号还是以传统的党报思维办刊。如何让党员、群众参与到党报的办报机制中，互联网提供了令人遐想的无限空间，言官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智慧。而路在脚下。
（作者简介：吴自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南方日报要闻部时局新闻工作室副主任；方英，江西日报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