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
【摘要】自胡戈制作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互联网上蹿红后，各种各样的“恶搞”作品充斥网络空间，“恶搞”成为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化的一种形式。“恶搞”者主要运用戏仿、反讽、变形、拼贴等手法来解构权威、彰显个性。从文化上看，我们可以将网络“恶搞”看作是一种青年亚文化，它具有抵抗性、边缘性、娱乐性、颠覆性等特点。但是，在“娱乐至上”的时代，纯粹追逐娱乐快感的网络“恶搞”不利于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们需要对网络“恶搞”文化进行反思，把握好“恶搞”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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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恶搞 亚文化 狂欢 反思
一、网络“恶搞”的概念界定
1、网络“恶搞”的来源及概念
“恶搞”一词来源于日语“KUSO”，本意为“可恶”、“糟糕”。“恶搞”首先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后经由香港传到内地。在网络运用中它逐渐被赋予搞笑、讽刺的涵义，并发展成青年亚文化的一种类型。指的是对原本严肃的主题加以解构，通常是将一些文字、视频、图片等进行剪辑、拼贴后再次发布，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娱乐文化。
2、网络“恶搞”的分类
（1）“恶搞”文字
以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恶搞”出现的较早，“恶搞”者常常将经典名著中的语句，电影、电视剧中的台词等进行改编，形成结构类似但意义内涵不同的作品。例如，随着《后宫甄嬛传》这部电视剧的大范围播出，“甄嬛体”在互联网上走红。
（2）“恶搞”图片
为了达到夸张、搞笑的效果，网友们通常使用图像处理工具，将原有图片进行调整，或者把几张图片拼凑、粘贴，“换脸”就是“恶搞”图片的典型手法。例如，2012年3 月即杜甫诞辰1300 周年之际，一组名为“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走红网络。杜甫“穿越”到现代，或抱着美女，或弹着吉他，此举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
（3）“恶搞”音频
音频类网络“恶搞”是以声音为“恶搞”对象，改变原有歌词的内容或发音以方言的形式，重新录制后上传到互联网上的音频作品。例如，2006 年世界杯上黄健翔的比赛解说的音频，在两天之内被“恶搞”成多种版本：“邯郸方言激情版”、“唠女温柔版的演说”、“摇滚版”等。
（4）“恶搞”视频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民电脑技术的成熟，使得视频“恶搞”成为网络“恶搞”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它通常是利用熟悉或经典的影像文本作为母本，进行“再创造”。最早的“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对电影《无极》和《中国法治报道》节目进行“二次创作”的结果。
二、网络“恶搞”的亚文化狂欢
1、网络“恶搞”的亚文化属性
文化按照价值体系和文化势力的差异可分为亚文化和主文化。亚文化是由特定亚文化群体所奉行的一套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他们将自己从主流文化中抽离出来，反抗主流文化①。它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群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青年为主体的人们通过网络表达自我。网络“恶搞”采用拼贴、戏仿等手法解构权威、颠覆经典，以娱乐搞笑为宗旨，具有亚文化特征。“恶搞”体现了在网络时代青少年对话语权的追求，他们通过“无厘头”等方式对精英霸权和主导文化进行颠覆和抵抗，以拓展话语空间。因此，网络“恶搞”具有青年亚文化的属性。
2、“恶搞”文本的编码/解码分析
研究网络“恶搞”亚文化的符号特征，可以通过分析其修辞风格，体味能指与所指被任意地重新组合后，所反映出的对意义的消解和对主流价值观的不满和抵抗。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经过胡戈的二次创作，展现的是一个与电影大相径庭的故事。其风靡的原因在于胡戈以新颖、辛辣而又搞笑的方式，对中国电影形式华丽，内容无聊的现象进行了嘲讽。
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胡戈借用陈凯歌电影中的符号元素，以影片中的身份及意义为蓝本，然后对符号进行边缘化解读，改变了电影中的符号意义，对原本具有严肃特性的新闻节目进行任意改编，体现出对主流话语权的解构与颠覆。
3、网络“恶搞”——仪式下的抵抗
在网络的舞台上，狂欢的主角是青年。他们渴望突破，寻找自由，建构一个相对自由的精神家园。面对自上而下的“文化统治”，当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并非直接的武力抗争，而是对大众媒介产品以及其所传达的意识形态进行的抵制。这里的抵制，按照德赛图的说法，就是“着眼于大众或者说‘弱者’在文化实践中，如何利用‘强者’或者利用强加给他们的限制，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和决断的自由空间”②。
谈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斗争，德赛图指出大众文化就像一场游击战，大众是小规模武装的游击队。为了打破父辈对青年一代精神上的钳制，他们选择了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与之对抗，即以一种游击的方式，偷换和改编诸如图片、电影片段等文化资源，再把这些材料以搞笑的方式拼贴到一起。同时，借用网络平台，利用匿名身份和网络技术，对主流价值观、传统文化以及成人世界中的规则与秩序进行解构。但这种抵抗只是仪式的，并非暴力性的武力攻击，只是将主流的东西进行解构和重组，以达到去精英化，去中心化的目的。
借助网络“恶搞”进行的抵抗对主流价值和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冲击，但这种抵抗在本质上是外在的、仪式的。在《仪式的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一书中，伯明翰学派运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将一系列的青年亚文化风格诠释为象征性的抵抗形式”，在这里“仪式抵抗”有两层含义：一是青年亚文化群体通过特别的专属的风格、符号、行为等与主流文化相抗衡，抵抗主流文化霸权；二是青年们的这种反抗行为并非现实的反抗，只是象征性的一种仪式。
三、对网络“恶搞”的反思与规制
1、网络“恶搞”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网络“恶搞”具有经济价值。但是，一些网站为了吸引受众眼球，违背了“恶搞”的初衷，其原有的反叛和个性消失，己经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和生产方式。
现实运作中，“恶搞”者与商业网站联手，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生产“恶搞”文本。例如，2010 年“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后，某网站为了博取受众的眼球，推出模仿“我爸是李刚”的造句比赛。可以看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网络“恶搞”不可避免地成为商业化的“恶搞”经济。
2、“恶搞”对主流价值的扭曲性颠覆为了迎合年轻人娱乐的需求，“恶搞”亚文化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扭曲性的颠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知名作品被随意改写
“恶搞”者们在进行创作时，往往采用知名度高的中外著作，借助高知名度的母本作品进行颠覆性改写，以达到“一夜成名”的目的。例如，世界名画常常被当作“恶搞”的母本，蒙娜丽莎的脸可以被换成任意一张人脸以达到搞笑的目的。
（2）名人被戏弄调侃
受众的目光常常集中在社会名人的身上，因而把名人或明星当作“恶搞”的对象也能获取较高的关注度。例如作家韩寒与郭敬明，曾被网友制作出同性恋意态的《上海绝恋》虚拟电影海报，这一度在微博上引来了数以万计的转发。
（3）英雄人物与“红色经典”被粗俗化在“恶搞”的作品中，英雄人物的崇高意义被人们消解。例如，网络电影《雷锋的初恋女友》中，给雷锋贴上“姐弟恋”、“过劳死”的标签，而其助人为乐的精神则被消解。
3、对网络“恶搞”的规制
当网络“恶搞”发展到无度的情况下，就会僭越政治、经济和伦理的红线，成为一种文化肿瘤，产生消极的影响。由于网民是网络“恶搞”的参与者，因此，在政府部门利用法律进行监管的同时，还需提高网民的自律能力。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网络“恶搞”监管制度法律、法规是一种由国家权威保证实施的，对网络“恶搞”最有力的规范措施。尽管目前有诸如《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的部门规章，但是，专门针对网络“恶搞”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因此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恶搞”监管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依据。
网络的虚拟性为大众提供了狂欢的舞台，但受到“匿名性”的影响，“恶搞”行为常常超出了应有的限度。因此，网络“恶搞”应坚持适度原则。同时，要明确监管的主体，避免多头管理。鉴于网民的身份具有虚拟性，如若出现违法现象在取证等方面操作较为困难，因而笔者建议，在视频传播相关流程上可借鉴“微博实名制”，这样不仅便于进行监管，也能对“恶搞”制作者产生警示作用。
（2）强化网民与网站自律，加强主流文化引导
网络“恶搞”的出现与发展，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语境向多元价值理念发展的结果。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由是有限度的，网络“恶搞”也应该有底线。因此，网络“恶搞”的参与者要加强自律，自觉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和道德素质，遵守法律、法规，改变被动接受的状况，主动对所接触的内容进行辨别与批判。网站不能以点击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同时也要避免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应提高自身的格调，避免为赚取利润而走向低俗、恶俗。
结语
“恶搞”文化是互联网时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恶搞”的度，张扬个性、颠覆传统价值、解构红色经典等对主流价值造成了负面影响，因此，主流文化也应当加强对“恶搞”文化的引导。主流文化可凭借自身的优势对“恶搞”文化中的庸俗、媚俗、低俗进行引导；同时，相关部门在引导作为青年亚文化的网络“恶搞”时，要注意迎合青少年网民心理，避免采用说教的方式，而应做好把关人，避免不良“恶搞”作品在网络上的泛滥；此外，还需要加大对主流文化的弘扬，可以通过举办相关讲座、进行专业咨询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帮助青少年正确看待网络“恶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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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4
②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M].上海三联书店，2000：124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