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展
【摘要】本文解读了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的四个基本叙述范畴，即女性与父权的抗争，婚姻的悲剧，母性的光辉以及她们的家国情怀。并分析了这四个叙述范畴下，电视剧对这些女性身体和心理的三种构建方式：第一，女性通常被分为两类，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知识女性和恪守传统思想的守旧女性；第二，在个人感情层面，对于父辈，她们秉承中华“百行孝为先”的传统，为了父母、家族利益她们放弃爱情，选择无奈的婚姻；第三，世俗眼中的“异类”，男性眼中景观和欲望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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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视剧 民国女性 叙事范畴 身体 心理
2014 年电视剧《红高粱》可谓是在万众期待中开播，不仅仅只是因为其过硬的编剧导演、庞大的明星演员阵容，更因为其原著作者是我国大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还有张艺谋电影版《红高粱》在我国电影史上的显著地位，以及凝结在这部电影里80 年代中国人的红高粱情怀。电视剧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扩充和延伸，最终定版成为一部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女性叙事电视剧，无论是在人物形象塑造还是故事情节进展等方面，与去年年初的一部电视剧《刀客家族的女人》不谋而合。藉此笔者梳理总结了此类电视剧中民国女性形象的建构。
一、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的基本叙事范畴
电视剧对民国女性的叙事范畴呈现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范畴。
第一，作为女儿的她们与父权的抗争。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父权社会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民国女性与父权抗争的显著特点是，女性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是极其微弱的，在新旧文化激烈碰撞时期成长起来的她们，似乎拥有支持她们独立自主选择自己命运的社会语境，但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现实，让她们的抗争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抗争总是躲不过父权的淫威。
纵观近年来的这类电视剧，如《京华烟云》、《胭脂雪》、《第九个寡妇》、《刀客家族的女人》、《红高粱》等，女主角们无一例外无法摆脱父权对其爱情的致命干涉，甚至对其婚姻的最终决定。《红高粱》中九儿的父亲因抽大烟而债台高筑，为了钱他把女儿许配给患有严重麻风病的单扁郎，九儿央求作为县长的干爹朱豪三为其主持公道，朱豪三虽然支持九儿反对婚姻包办，但无奈两家的喜帖已经交换，按照当地习俗无法退婚，只好又劝九儿遵照父命，无奈的九儿只好走上了悲剧的婚姻路。可以看出，九儿的抗争虽然得到社会语境的支持，但最终微弱的话语权面对强大的父权是无济于事的。
第二，婚姻的悲剧。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视剧对女性婚姻悲剧的表现总是占有重要篇幅，其婚姻悲剧的产生原因来自于父权抗争的失败和传统伦理对女性的要求。在民国这段具有浓重新旧意识形态交火的特殊时期，婚姻中女性的生存规则和处事方式仍然表现为传统家庭伦理特点，即便新思想和新道德的传播也未对婚姻中的女性有太大的影响，传统的家庭伦理是她们获得家庭和社会认可的标准。
对民国女性婚姻悲剧的体现集中于寡妇形象的塑造，这些失去丈夫的年轻女性，并没有选择追求新的幸福生活，而是恪守封建妇道为丈夫守寡，她们压抑着身体和心理的欲望，以此救赎着自己的灵魂，这也为她们赢来社会的认可。如电视剧《京华烟云》中的大嫂曼妮，《第九个寡妇》中女主角王葡萄本身就是一个寡妇，《红高粱》中主角九儿和大嫂淑娴都是寡妇的形象。婚前淑娴的丈夫便因病去世，她是抱着丈夫牌位嫁入单家，并立志要为丈夫守寡一辈子，她的行为不仅得到婆家的认可，甚至连民国县长也对她授予“妇女楷模”的荣誉。
第三，母性的光辉。在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中，母亲角色的获得是传统社会模式的结果，通过生育方式或者社会契约下的过继方式或者两者兼有。在传统伦理中，“父亲”和“母亲”的角色职责分别被定义为“养家活口”和“相夫教子”，而“寡妇”身份又使她们必须担任双重职责。正如何金梅在《赋值与祛魅——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母亲》一文中所说，“母亲身份是这些女性不可摆脱的宿命，作品对母亲身份赋予的意义是基于生殖与抚养两种功能而发生的，表现为对父系血统的认同与维系，在父亲角色缺席的家庭环境中担当‘补天’式的拯救者身份”。《红高粱》中九儿为了使两个孩子有安稳的生活，放弃跟余占鳌的感情，通过讨好大嫂以及为单家的高粱酒找销路来获得在单家的立足之地。《刀客家族的女人》中葛大妮丈夫前妻的儿子余定邦做了汉奸被捕后关押在石全寨，葛大妮冒着被赶出余家、被全石全寨百姓谩骂甚至坐牢判刑的危险，想方设法把儿子放走，希望儿子能够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第四，家国情怀。几乎每一部涉及战乱背景的电视剧中都会有主角面对家国，忠孝难全的情节，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也不例外。战乱中人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是“活着”，战争所破坏的社会秩序都要对“活着”有绝对的服从，《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反复重复着台词“不管咋着也得活着”。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对女性家国情怀的表现通常借助支持男性对家园领地的保护、对亲属汉奸行为的劝阻和驱逐，最后上升为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认识和支援。创作者也通过此类过程的不断进展，完成女性从小我到精神上大我的升华。
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九儿、《刀客家族的女人》中的葛大妮都是此模式下的女性形象，通过经历战争中的生离死别和目睹家园的惨烈摧残，她们毅然加入抗日大潮，从狭隘的农村妇女在精神上升华为保家卫国的女战士。
二、四个叙事范畴对女性心理和身体的构建
民国时期的中国，传统伦理被突如其来的西方思想迅速的瓦解着，新的社会秩序刚刚萌芽，但尚未被广泛认可，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导致人们错乱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哲学。女性在这一时期，压抑的心理和身体慢慢迸发出活力，却又小心地释放着。在此背景下，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中对女性心理和身体的构建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完成的。
第一，女性基本上可以被分为两类：受过先进思想教育的知识女性和恪守传统思想的守旧女性。在传统伦理和民国新思潮的影响下，这两类女性在对待感、婚姻以及个人身体归属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矛盾之处；既有传统烙印，又有对新思潮女性观念的向往、迷茫和无助。如《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姚莫愁，《胭脂雪》中的文玉禾、辜守贞，《刀客家族的女人》中的明月、葛云霞，她们有着新时代的女性观，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她们在努力掌握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试图向被封建伦理束缚的苦难女性传播新思想，鼓励她们听从内心召唤，勇敢追求幸福生活。
《京华烟云》中，大嫂曼妮是典型的守旧派，她新婚丧夫，坚持要为丈夫守寡，为了向公婆表明其守寡的决心，她便收养一个孩子，请孙老爷为孩子取名。木兰嫁到孙家后，多次鼓励曼妮接受时代新思想，勇敢走出孙家，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是曼妮一再拒绝，不断强调人各有志，她的志向就是守着过世丈夫和养子度过余生。日军入侵后，孙家举家逃难，曼妮坚持要和丈夫在一起，坚决不撤离，最终被日本人凌辱后选择自尽。《红高粱》中，淑娴靠抽大烟和数豆子度过十年的漫漫长夜，当钱玉郎出现在单家，他挑逗的言行立马唤起了淑娴内心压抑已久的渴望。在经历了风雨波折之后，在九儿的劝说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淑娴放弃“守寡”的念头，勇敢接受了罗汉多年的守候，和罗汉结为连理开始一段为期不长的幸福婚姻。
第二，在个人感情层面，对于父辈，她们秉承中华“百行孝为先”的传统，为了父母、家族利益她们放弃爱情，选择无奈的婚姻。《京华烟云》中姚莫愁临时逃婚，孙家穷追不舍要求必须当日完婚，姚木兰看到父亲的无助，想到孙家曾对姚家的恩情，痛下决心替妹出嫁。《胭脂雪》中文玉禾父亲染坊即将倒闭，要求女儿嫁到辜家，以求得到辜家的扶持，玉禾苦苦哀求父亲，父亲却以死相逼，玉禾无奈只好遂了父愿，走入悲剧婚姻。
第三，世俗眼中的“异类”，男性眼中景观和欲望的想象。电视剧作为消费社会的艺术品，女性美貌和身体是电视剧不可或缺的表现对象，在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中，这些女性容貌姣好、体态优美，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活力，这些特征使她们成为男性眼中的“尤物”。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在日本人的枪口下救出自己的丈夫，而没有像前八个女性一样救出八路军，而被全村人视为“异类”，但是年过五旬的孙克贤相中她的美貌，想要用一袋白面将她买来做自己的小老婆；琴师朱梅觊觎她的身体，答应帮她保守二大曾经救过日本人的秘密。《红高粱》中的九儿丈夫已经去世，自己不甘心守寡，与土匪余占鳌来往密切，不断遭到街坊邻里的指责和谩骂，她多次陷入土匪窝，土匪花脖子多次觊觎她的身体，她一次一次采取计谋逃脱花脖子的阴谋。
结语
以民国女性为主体的电视剧在近些年不断走上荧屏丰富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女性在历史上长期失语的情况，这些女性善良勇敢的品质、敢作敢为敢于担当的个性也渐渐地改变了女性在历史中的刻板印象。这对于我国电视剧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期待电视艺术工作者能够创作出更优秀的电视剧以丰富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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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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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