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
【摘要】2013 年，在国际黄金多空大战中——这个本属金融大鳄的游戏场，却出人意外地捧红了“中国大妈”。此后，“大妈”一词便频繁见诸报端、网络、电视。“大妈”已经由最初的投资领域延伸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们是黄金、房产投资领域的常客，她们是占据各大广场翩翩起舞的中年女性，她们是穿梭于相亲大会为儿女操碎了心的寻常母亲。我们对于“大妈”这一群体的认知，或多或少来自人际交往的耳闻目睹，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新媒介时代信息过载的有意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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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妈 媒介事件 刻板印象
一、媒介事件塑造群体形象
1、有钱任性的“大妈”
2013 年4 月，国际黄金价格大幅下探，引发了中国大妈的疯狂抢购，一则《中国大妈完胜华尔街》的报道，掀起了国内舆论关于中国大妈的讨论。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媒体，也将目光投到了中国大妈的身上。《华尔街日报》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形容“中国大妈”。
虽然中国大妈的疯狂抢购与后来国际金价的回升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先后发生的次序，再加上期间媒体的大肆报道，确实让大妈变成了这次事件的主角。网民也开始对大妈展开了调侃与戏谑，出现了诸如“中年妈妈”、“沈阳大妈”、“温州大妈”等变体形式。
自疯狂购买黄金之后，大妈豪气投资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中国大妈远赴韩国购置房产”、“大妈助推比特币疯涨”等等。一时间，在媒体的报道框架中，大妈成了盲目投资的群体。
2、广场上舞动的“大妈”
在百度、谷歌、必应等搜索引擎中键入“广场舞大妈”，敲击回车，显示出的结果都以百万计。过去的两年中，从空间冲突、仪式呈现、交往困境来看，广场舞已然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媒体中所呈现的“大妈广场舞事件”，多以冲突、争议为主，“高音喇叭对抗广场舞”、“大妈被泼粪后大骂”、“扎车胎的广场舞大妈，为啥这么任性”等等一系列引发社会舆论的新闻报道，都为大妈、广场舞贴上了负面标签。即使偶有正面报道，也大多被浩瀚的信息流淹没，并未能引起过多的关注。
广场舞作为当下中年妇女——“大妈”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已经蜕变成了一种引人侧目的文化仪式，从城市广场到乡镇空地，每逢早晚时分，随处可见。大妈们甚至已经将广场舞跳到了长途运行的列车车厢中、堵车的高速公路上、国外的广场公园里。
在媒体形形色色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呈几何速度蔓延的广场舞。大妈——无论作为广场舞的个体参与者，还是整个群体名片，如今被人们提起，总是少不了与广场舞相连。在广场舞这样一个仪式呈现的过程中，大妈们的形象错综复杂，无论是在空间占有，还是与其他人群的交往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障碍。
3、为子女相亲的“大妈”
“剩男”、“剩女”已经成为了我国单身男女的代名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非诚勿扰”、“爱情来敲门”等婚恋综艺节目的走红，是当下社会议题的衍生物，同时也放大了此类议程，让它更加成为社会的焦点。
近年来，火爆各地相亲大会的并不是大龄单身青年，而是他们的父母，这其中，“大妈”占据了主要比重。她们为了自己儿女的终身大事，上下奔波、穷尽方法，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带着子女的资料、相片穿梭于各个相亲大会。在这里，大妈们展示了为人父母的舐犊情深，这时媒体展示的是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群体向度。
二、固定的传播模式与脸谱化的群体形象
1、新闻框架与群体形象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由高夫曼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关于框架如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①
台湾学者臧国仁对框架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划分，分别为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其中宏观层次是指报道对议题的选择，而议题通常由标题体现；中观层次是指事件的历史、结果、评价、影响、归因等；微观层次是指文本的字、词语、句子或修辞等等。②
新闻生产的操作手法尽管各家多有不同，但媒体上所呈现的有关“大妈”的媒介事件，却惊人的类似，这既是不同媒体之间互为设置议程的结果，也是新闻报道框架的相似使然。进入男权主义社会之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逐步确立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从新闻主题来说，有关“大妈”的新闻报道，多集中在邻里生活、家长里短的类型。
都市报的兴起催生了民生新闻的热潮，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则使其更加繁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中年妇女群体——“大妈”的新闻报道日趋增多，大妈的形象在媒体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越来越立体。如今讨论大妈，我们心中对于他们的轮廓已经逐渐明晰——虽然这样的形象中难免存在各式各样的标签。
2、建构模式与刻板印象
显然，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大妈”形象既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客观既定或先天预定的固有物，而是信息传播、交往过程中通过交往互动而逐渐形成的社会认知关系，它具体表现为大妈在社会机体中的“身份”或“角色”。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大妈的形象建构模式表述为：生活事件——媒体事件——公众对媒体信息的反应（对于虚拟环境的认知）——共有观念产生群体形象。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交往互动就是信息传播。人类(包括组织和个人)所有的沟通、交流活动都是信息传播活动。传播活动不是建立在人类交往互动之上，信息传播本身就是交往互动。传播与互动是作为一体而同时发生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受到与他人的交流行为以及各种各样的人传递的信息的影响。③
按照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存在着三个维度的真实世界：客观真实、媒介真实、主观真实。那么我们对于大妈群体形象的划分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大妈真实形象（客观真实）、大妈媒体形象（媒介符号真实）、公众认知形象（主观真实）。在信息尚不发达的时代，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而身处大众媒介时代，他者的形象建构和公众认知都主要通过媒介完成。
“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一个虚拟环境。他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反应。然而,恰恰因为那是一种表现,那么产生后果——假如它们是一些行动——的地方,就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④
在黄金、房产投资领域，大妈被塑造成了有钱没文化、盲目投资的群体。“Dama”上牛津，就是源于外国媒体的大肆渲染，而在西方文化的解读中，“Dama”被贴上了贪婪盲目、跟风世俗的负面标签。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大妈们也多以无知、爱占便宜的形象出现。
“中国大妈在卢浮宫跳广场舞”、“大妈纽约跳广场舞被逮捕”的新闻一出，网民议论纷纷，有赞大妈威武霸气将中国文化输出国外的，也有感叹大妈素质堪忧丢人丢出国门的。纵观近年来有关广场舞的媒体报道，便不难发现，广场舞已经由最初的中老年健身项目异化成了扰民庸俗的活动。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我国人口老年化和社会公共资源不足所导致的民生问题，但在这一问题无法短时有效解决的前提下，却引起了大妈与其他群体之间有关公共空间的占有冲突。
在浩瀚的社会事件中，媒体总是偏爱那些争议、反面的题材，而公众对于信息接受的注意力也总是被反常冲突的事件所吸引。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新闻生产方式和受众信息接受规律，在广场舞的新闻报道中，媒介建构了一个消极负面的大妈形象，而公众也在信息接受的过程中认可了这一群体形象。
“宝鸡元旦鹊桥千人相亲会，大爷大妈成主力军”、“相亲会报名现场大妈比闺女多，爸妈更着急”，在这些相亲新闻中出现的大妈，与之前炒黄金、跳广场舞的形象截然不同，她们此时退去了“土豪”和“庸俗”的气息，变成了人们心中善良平和的慈母。
对于一个群体形象的认知，刻板印象几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所谓刻板印象，就是指人们对某个事物或物体形成的一种概括固定的看法，并把这种观看法推而广之，认为这个事物或者整体都具有该特征，而忽视个体差异。事实上，为了传播便利，经过媒体加工过的新闻事件，每天都在有意无意的加深我们的刻板印象，对于大妈的形象认知也是如此。而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刻板印象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基于对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认知，我们可以快速的了解情况，作出判断，这在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种省时且相对可靠的方法。
结语
新闻媒体通过强势的传播能力和特有的新闻报道框架，建构了“大妈”的社会形象，她们既是有钱任性的一家之主，广场上挥洒汗水的中老年妇女，同时也是家庭中慈眉善目的母亲。从最初的媒体报道开始，大妈是伴随着具体的新闻事件而出现的，经过精心挑选的媒介事件的呈现，大妈的形象已经脱离了最初的新闻事实而被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认知的脸谱化的群体。
身处媒介事件建构意义的媒体社会，我们对于大妈的认知实际上是由媒体塑造的，这些新闻事件零散而片面，造就了我们认知上的刻板印象。这种认知上的困境既是媒介传播的原罪，也是作为信息接受者——社会公众——协商解读媒介事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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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秦亚青：《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②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③斯蒂芬·李特约翰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
④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