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学术界关于它的各种研究成果已不胜枚举，而在这其中，对于《申报·自由谈》的研究又因为其副刊地位的特殊性而显得尤为特别。本文搜集了近十年来有关于《申报》副刊“自由谈”研究的相关文献，并对其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同时，也对当前《自由谈》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些许个人看法，以期今后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更加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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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申报》《自由谈》研究综述
在中国新闻史上，《申报》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样，它的副刊《自由谈》也是影响深远，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文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研究概况
本文梳理的是2002-2011 年这十年内国内关于《申报·自由谈》的文献资料，经过笔者在文献期刊网站上的检索，近十年来关于《自由谈》的文献资料数量远不及有关于《申报》广告、新闻报道等文献数量多，所以，相对来说，关于《自由谈》的专门性研究在《申报》总的研究体系中显得较为薄弱。此外，笔者发现，就算是在专门的《自由谈》研究中，研究视角也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倚。
二、《申报·自由谈》的不同研究视角
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
1、关于周瘦鹃是否只是一个“风月”作家的研究
作为担任《自由谈》主编时间最长的人，同时又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学界目前对于周瘦鹃是否只是一个“风月”作家的研究还存在争议。
在大多数研究1932 年改革后的《自由谈》变化的文献中，学者们都将周瘦鹃作为革新代表人物黎烈文的反面来引用，他们往往有意或无意的以黎烈文的“进步”来反衬周瘦鹃的“落后”，似乎二人就是“新”与“旧”的代表。周慧斌在他的《黎烈文改版“自由谈”》一文中指出，周瘦鹃主编的《自由谈》只顾一味地去追求趣味性以及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章来迎合受众，这与新文学以及后期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环境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即使他也有关心时事的一面，但是这种“关心”都是温和的，并没有触动时局，更谈不上针砭时弊。
与此相对的则是，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新闻从业者，文学界和新闻界以往对于周瘦鹃的评价都不够客观甚至是有失公允的。他们觉得，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尽管在黎烈文主编期间，《自由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确实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这也不能就此掩盖前任主编周瘦鹃12 年的努力；同时，在文学界，后来的学者们又因为其属于“鸳鸯蝴蝶派”这一事实而往往忽视了这一时期自由谈的文学性。他们认为周瘦鹃事实上并不只是一名“风月”作家，他同样有着作为社会良心和市民喉舌的一面。这一时期的《自由谈》不仅仅只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它同样囊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有对生活的关注，有对家庭变革的讨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还指出，之所以一直以来学界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周瘦鹃，是因为过去的学者一直没有关注他在《自由谈》上发表过的众多时评杂感。为了证明，他们还从周瘦鹃10 年主编生涯的1043 篇时评杂感中找出一些经典时评作为论据。
除了为周瘦鹃辩驳外，还有学者极力为“鸳鸯蝴蝶派”时期的其他主编证明，比如陈碟仙。于鸿斌就在他的《陈碟仙时期<自由谈>的风格研究》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陈碟仙关注时事、对时事有一定的分析评论这一事实的认可。
2、关于黎烈文改革《自由谈》的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对于黎烈文改革的原因、意义以及经验的分析上，而在这些问题上，学界也基本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对于黎烈文革新《自由谈》的客观原因，他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析：首先在政治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日益明显，民族主义热情日益高涨，基调平和的“颓废”文学已不合时宜；经济上，外国资本不断入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上，随着符合潮流的左翼文学的兴起，日渐落伍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已没有了生存的空间。除却以上的客观条件，黄亮还在《黎烈文副刊思想探析》一文中从主观的角度对于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黎烈文对于副刊报道方式的创新和内容的扩充以及广纳各方面优秀人才为《自由谈》撰稿的行动，为改革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好的铺垫作用。
康化夷则在《黎烈文与〈申报·自由报〉的革新》中对于改革的宝贵经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包括办刊需要坚忍耐劳的意志品质、以稿件质量为重的选稿标准和依靠中坚、培养青年、团结广泛的精神等等。
3、关于《自由谈》构建“公共领域”的研究
学界关于《自由谈》构建“公共领域”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探讨《自由谈》在构建中国“公共领域”方面的实践。二是《自由谈》所创造的公共舆论和政治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
学者们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一般都是先以《自由谈》作为切入点，然后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再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其中，以探讨《自由谈》在构建公共领域方面的实践。
而在唐小兵《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 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的文章中，作者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为例详细论述了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他先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公共舆论的异同，并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公共领域基本上都是外在于权力的，无论是《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还是《申报》的“自由谈”都非公开的某一个政党的政论论坛，这两份报纸都是相对比较独立和去党派化的，这两个栏目所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建立在理性的公共讨论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公共舆论有别于西方之处则在于，中国式的舆论背后并无一个类似西方启蒙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做支撑，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再生产中的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政治权力，但是他们却都有着浓厚的政治关怀。正由于这个原因，随后，作者又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以及《申报》的“自由谈”二者不同的政治倾向来说明公共舆论和权力网络的关系。
4、关于《自由谈》文学性的研究
因为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文学视角切入的较多，因而总是会牵涉到文学与新闻学的交叉研究。对于《自由谈》文学性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对“鸳鸯蝴蝶派”时期《自由谈》的小说研究；二是对黎烈文时期《自由谈》上鲁迅杂文的研究。
关于“鸳鸯蝴蝶派”时期《自由谈》文学性研究的文献资料种类繁多，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对《自由谈》上所刊载的小说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共同发现了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尽管那一时期的小说内容十分丰富，对民国生活的描写更是面面俱到，但是小说的作者们无不透露出一种既接受新思想而又难忘旧道德的矛盾的创作思路，而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既有对自由恋爱的赞扬，也有对自由恋爱的反思；既有对旧式的家庭道德的眷恋，也有对旧式家庭制度的批判；既有对新式小家庭制度的向往，也有对新式小家庭制度的反思；既有对达官贵人、当权阶级的揭露，也有对下层人民苦难的同情。正是沿着这样复杂的创作思路，学者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在这一创作思路下所衍生出的文学作品。
除此之外，学界对于黎烈文时期鲁迅杂文的研究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首先，苏虹在《鲁迅的“自由谈”文体及其影响》一文中对这一时期鲁迅杂文的特点进行了一番研究，她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杂文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写作手法多以“曲笔”为主，即委婉暗示性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在题材上，鲁迅还非常擅长于先从大处着眼、但是却从小处写起的方法，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除了对于鲁迅杂文本身的文学性研究之外，还有学者从鲁迅杂文与《自由谈》二者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有关于《自由谈》对现代杂文的文体特征有哪些深远影响。
结语
纵观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研究成果相当可观。从文献数量上来看，虽然不及《申报》广告、新闻报道的研究数量多，但是《申报·自由谈》的相关研究文献相比于国内其他报纸副刊的数量还是要多的；从研究视角上看，虽然尚有研究“盲区”有待深挖，但是相对来说也是较为完备的，尤其是近年来对于《自由谈》文学性的关注更是将研究视角由单一扩展到文学与新闻学综合的二元视角。
除此之外，对于后来的新闻史研究学者来说，及时发现目前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尚存缺陷的地方显得更为重要。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所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目前学界对于《自由谈》的研究，重点大多是集中在1932 年12 月黎烈文接任主编之后的这段时期。经笔者调查，目前国内拥有的《自由谈》专门的影印本和文选本都是集中在黎烈文主编时期的，而学界关于《自由谈》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这一时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关于革新之前的《自由谈》的研究论文数量非常少，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论文中，大多数还是以文化研究为主。
二是目前国内关于《自由谈》的研究大多数都没有能够推陈出新，只做了一些简单的剖析，缺少深度挖掘，如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还需要积极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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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故垒，《〈自由谈〉：由“风月场”到时代先锋》[N]《. 中华新闻报》，2005
②于鸿斌，《陈碟仙时期〈自由谈〉的研究风格》[J]《. 新闻传播》，2010（6）
③黄诚，《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时评杂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④黄亮，《黎烈文副刊思想探析》[J].《新闻世界》，2011（8）
⑤周慧斌，《黎烈文改版〈自由谈〉》[J].《档案春秋》，2008（2）
⑥康化夷，《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的革新》[J]《. 书屋》，2008（3）
⑦唐小兵，《印刷上海与公共空间之拓展——以1930 年代〈申报〉为中心的讨论》[J]《. 新闻大学》，2012（1）
⑧李春雨，《〈申报·自由谈〉与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J]《. 鲁迅研究月刊》，2006（4）
⑨赵林，《启蒙立场与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确立——〈新青年〉〈语丝〉与〈申报·自由谈〉新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0（4）
⑩苏虹，《鲁迅的“自由谈”文体及其影响》[D].河北大学，2005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