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些年，大量文学著作用影视的方式展现出来，曹禺的话剧作品《雷雨》先后被改编成多个版本的影视剧作品。其中孙道临导演的电影版《雷雨》及李少红导演的电视剧版《雷雨》最广为人知。这些影视剧作品的改编对原著的阐释不可避免地受到编剧和导演的“现今视界”的深刻影响，从而带来对原著阐释的差异化，本文通过对两个版本的影视剧《雷雨》的改编效果的分析，探讨影视作品中对文学名著改编的手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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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雷雨》 影视作品 改编
在世界电影史上，改编文学名著是一个长期的传统。因为文学作品拥有大量的读者，将名著作品改编后搬上银幕能产生强烈的影响，使新老受众群体产生巨大的兴趣。对于名著改编——我们应该坚持适度原则，即名著改编既不能脱离名著自身的美学特征，又应该契合影视剧等多媒体形式的传播特点；不仅要把握受众的审美心理，同时也能对文学名著作品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本文从《雷雨》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探讨现代传播中的影视作品对文学名著改编的手法、意义以及特点。
一、《雷雨》的影视改编
现代阐释学告诉我们:文本的意义是个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当文本的真正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运动过程中时，就构成了‘效果历史’①”。在共时性空间中，同一文本的不同接受主体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对名著也是如此。《红楼梦》中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意味；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且“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可能使我们大失所望。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而不仅是创造新意)，这些新意就很可能大大超过莎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②所以，对文本的解读会随着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而产生变化，每一代读者都会在前人的著作里发掘出新的意义或补充新的意义。
从1933年《雷雨》的诞生到1996年李少红执导的电视剧《雷雨》期间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光阴。作为原作者的曹禺创作时的角度与阐释者——电影、电视剧《雷雨》的导演孙道临、李少红之间存在的差异正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及性格影响了他们所诠释出的作品。
1、电影版《雷雨》
孙道临导演的电影版《雷雨》由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84年投资拍摄，并排出了称得上是当时最强大演员阵容：除了孙道临主演周朴园之外，顾永菲扮演与继子乱伦的繁漪，秦怡饰演侍萍，当时人气最旺的新星、因主演《庐山恋》和《巴山夜雨》而荣获“金鸡”和“百花”双料影后的张瑜扮演四凤，周萍由马晓伟扮演，鲁贵由胡庆树扮演，周冲由钟浩扮演。电影从1982年开始策划到1984年拍摄完成公映，孙道临多次亲自到原作者曹禺先生家拜访研究改编事宜，上影厂对这次改编也寄予了厚望。
众所周知，电影的表现手法要强于戏剧，将文字作品中属于过去的内容、过去的背景材料推到“前台”，变成直观的、生动的画面，借助电影中的蒙太奇方式将想象中的情节呈现出来，使得其内容更具视觉冲击力。例如侍萍和周朴园30年前的故事在原剧本是由侍萍讲述的，在电影则用“闪回”来表现。侍萍的讲述退而成为画外音，并随即消逝，画面首先出现的是当年被赶出家门的侍萍在河边痛苦得想要自杀的场景，下个画面切换到了周朴园的新婚画面，这样的对比蒙太奇手法用镜头语言将原剧本的“过去事件”呈现在观众面前。
又如关于繁漪和周萍的感情纠葛处理方面也非常匠心独具，我们看到在周宅的客厅里，四凤在滤药。鲁贵在旁边擦着家用的器具。接着画面转入了一向阴森黑暗的小客厅，观众听到鲁贵对这间屋子“闹鬼”事件介绍的画外音。同时又看到四凤蹑手蹑脚，胆颤心惊地走进这间黑房子，仔细探察，阴森可怕。接着通过闪回的镜头使得四凤看到了“鬼故事”中的场景：小客厅里要灭不灭的蜡烛，繁漪和周萍亲热的情景。随后画面又回切到现在的四凤，面对着这一番过去景象的四凤。这呈现出了一个电影世界中的时空叠合：声音是鲁贵的讲述，视角是现在的四凤，切换的画面却是过去时态的繁漪和周萍。观众仿佛看到了四凤所看到的场景，无形中将自我代入了电影角色，融入了整个电影的情节当中。这更加强化了周繁乱伦事件对四凤造成的打击。
然而，学术界对改编为电影的《雷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称之为“一次不成功的挑战”。③观众也普遍认为电影“戏剧味浓”，虽然很早之前曹禺自己也表达过对话剧《雷雨》剧本并不满意：“我觉得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得太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次《雷雨》便有点要作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④
受众普遍认为改编的电影版本过于“忠实原著”。虽然保持了原著的“戏剧性”，但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电影的时空表现度，牺牲电影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刻画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和复杂性。
2、电视剧版《雷雨》
导演李少红从来都是电视剧市场上的弄潮人，她的作品《橘子红了》、《大明宫词》等深受观众的喜爱，一度“李少红”三个字成为了收视率的保证。但她改编的电视剧《雷雨》引发争议, 让了解原作的人对此感失望和不满。
该剧的演员阵容强大，云集了大陆、港、台的一批大牌明星。台湾当红小生赵文瑫出演周萍，剧中繁漪由资深演技派王姬担任，周朴园一角由香港的资深艺术家鲍方演出，四次荣获金马奖影后桂冠的归亚蕾成为了剧中的侍萍，当时的影视新秀田海蓉出演四凤。但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星光熠熠的团队塑造出的电视剧《雷雨》却遭到了诸多的恶评。
总体来说，电视剧《雷雨》的改编，虽然利用了原有的人物和主要的情节，演绎了一些创造出来的原著中未太多着笔墨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但却未能给人留下丰富与充实之感，反而出现了很多刻意的姿态。须知，改编是一种难度极大的再创作，改编的自由度不仅要受到原作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的制约，而且要受到其中人物的性格逻辑和情节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制约，超乎其上的刻意为之，不仅有画蛇添足之虞, 也违背原作的本义。电视剧《雷雨》既未忠实于原作，也未能实现所谓“超常规的改编”，它破坏了原剧的戏剧结构，弱化了悲剧的色彩，将原本的深度转化为肤浅的肥皂剧式“悲情戏”。详细分析其“失败”之处，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电视剧《雷雨》违背了文学作品的改编主题思想不应背离文学原作的原则，该剧的编剧和导演似乎认为，该剧的主要任务是阐释周萍和繁漪的爱情悲剧,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不是由于封建礼教和伦理秩序的制约，而是由于男女两性对待爱情的不同理解和态度。⑤导演李少红就说过：“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女人靠她的思维理解事物, 男人用理性主导行为选择。”⑥因而繁漪对周萍的爱恋便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而她最终被周萍所抛弃, 则完全是由于周萍在事业和爱情的选择问题上，奉行一个“男人”所惯常运用的标准所致。电视剧雷雨》这样的主题，不仅背离了原作的意图，与原作严肃而深刻的社会批判主题相比，也显得平庸和肤浅。
第二，电视剧《雷雨》对原著中人物性格的改编缺少了逻辑性和合理性。改编名著的基本要求是对原著准确的理解。电视连续剧《雷雨》的改编由于情节的增删和改动，原剧中的人物性格和生活都与原作相去甚远，影响了原著的主题表现。如原作《雷雨》中的周朴园，是一个专横、冷酷、伪善、残忍的资本家，也是这个罪恶家庭的制造者和统治者，他禁固繁漪，把繁漪当成神经病来对待，他强迫繁漪喝药, 目的不是为了给繁漪治病，其实繁漪根本没病，而是要压抑她的个性，要她这个“ 做母亲的人”在孩子们的面前“做一个服从的榜样”。那股冷峻蛮横的劲头，不容任何人有分辩的余地。而电视剧《雷雨》中，周朴园却是一个慈爱的丈夫，耐心地说服任性的妻子喝下了药，然后两人相视一笑。这一来, 原著中那剑拔弩张、令人窒息的心灵交锋的紧张气氛没有了，反而显得他们夫妻恩爱有加。这一幕幕的描绘十分滑稽，它把原著中社会悲剧的艺术震撼力改编得踪影全无。
二、从《雷雨》看名著的改编及意义
1、多媒体技术发展的背景支持和受众需求
多媒体技术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文学借助多媒体这一现代传播技术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同时影视剧作品也从20世纪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这些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正是多媒体技术的成熟为名著改编成影视剧作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这也是名著改编为影视剧作品的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对受众的吸引力超过文学原著对他们的吸引力。因为文学作品中是通过抽象的文字化的语言要求读者用一定文化素养结合文字的叙事来塑造心目中的画面。而影视剧则直接以画面、音响和色彩在银幕上创造直观形象，给接受者带来的全新的观看体验，所以名著改编为影视剧作品应运而生。
2、《雷雨》改编的意义
我国有许多具有深刻民族性的文学精品，我们要发掘现有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将这些文学作品拍摄成影视精品，我们的影视文化产业就有了突破的希望。⑦因为一部文学畅销书为改编电影的成功和盈利奠定了良好基础，由一本吸引数百万读者的文学作品所改编的电影肯定也能吸引大量观众，从而获得盈利。通过对各类名著作品的探索，推动了多媒体技术与文学名著改编的融合，使得电影电视类艺术手法将文字的抽象性转为现实化。名著改编者不仅是把名著搬上银幕，也是改编者以自己的阅历和与名著的对话，同时也是观众带着自己的理解和名著以及改编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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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章启群：《伽达默尔传》[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8
②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三联书店，1984：73
③曹其敬：《一次不成功的挑战——电影改编问题讨论集》[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20
④曹禺：《日出（跋）》[M].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11
⑤李明：《文学名著改编的原则——从电视剧〈雷雨〉谈起》[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4）
⑥李少红，《谈〈雷雨〉》[N].《中国电影报》，1997（14）
⑦曲婧涵，《由电视剧〈雷雨〉谈对“改编”的理解》[J].《绥化学院学报》，2005（2）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