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戏曲小说插图在16 世纪末17 世纪初的大量涌现，成为中国传统版画的重要门类之一，它的传承伴随着文本的流传得以保存。在版画范畴的研究中，多研究图像的风格演变、版本类比、探讨图文关系等，得出以地域或图像风格为基础进行划分的派别、以时间为单位的分期，本文在此基础之上关注戏曲小说插图的版画属性，即以起凤馆刊本西厢记版画为对象，通过分析其出版前提、语言艺术特点，以管窥豹，探究戏曲小说插图的版画本体语言。
【关键词】起凤馆刊本西厢记；版画；再现行为
引言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起凤馆刊本）刻于明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1610）冬，起凤馆主人曹以杜作序；上、下两卷各二十出，插图共20幅，每出一幅，合页连式；绘者歙人汪耕，字于田；刻工黄一楷（1580-1622）、黄一彬（1586-），书中署刻工款识；伪托李卓吾、王世贞二位先生评本。与同时期玩虎轩、继志斋、容与堂等刊本相较，起凤馆刊本西厢记版画以精工细致的风格称著，人物造型纤长颇具宋人遗风，特别是衣纹的处理，顺畅流线型，线条组织有序，头身比例恰当，环境刻画图案修饰繁密，也正是由于该本的纹饰繁复的特点，在诸多研究中被学者冠以匠气或者造型公式化倾向严重等艺术修为不高的论断，笔者对此略有不同看法，试图从三个方面论证该本西厢记版画工而不匠，于规矩之中寻趣味的精神内核。
一、起凤馆刊本《西厢记》的出版前提
《西厢记》是一部中国经典戏曲名剧，流传改编自《莺莺传》至王实甫《西厢记》已逾500 多年，期间代代相传，对后代戏曲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明代版刻刊印盛行，于中国版画史上造光芒万丈之势，戏曲小说是其重要题材之一，这与中央政权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明代户部曾印刷多种文娱游乐为内容的书籍，督察院所刊30种数目就有《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种。官方尚且如此，地方私坊刻印文娱书籍的盛况就可想而知了。万历朝进入戏曲小说刊刻出版的全盛时期，对《西厢记》刊印的频率高得惊人，万历四十八年间，共刊刻34种，传本存世25种。
1498 年《西厢记》第一次以版画插图本刊刻，出版人在牌记中写明它的出版用途“唱与图合”，并且让观众“了然爽人心意”。这里提出了西厢记版画最初的观者是得到了视听享受，基于此，为了迎合观者的视觉欲望，出版商在版画上花费更多的气力，即起到宣传作用又能拓宽销路。渐渐形成中国传统木刻版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尽管最初是为把握商机为文字作陪衬，难免简单粗陋，其后，由于官府的参与，文人士大夫的玩味诉求，从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当时的观看趋向。
一部作品的刊印出版，离不开绘者、刻工。起凤馆本西厢记绘者汪耕，绘画作品罕有传世，他的作品以版画插图的形式为今人所知，受雇于徽籍儒商汪廷讷绘稿1599 年刊本《人镜阳秋》22 卷、1609 年刊本《坐隐先生奕谱》，皆为中国传统木刻版画经典。刻工黄一楷，黄一彬兄弟二人系古歙黄氏一门，迁居杭州，镌刻此书时正值黄氏刻工妙擅绝艺巅峰之时，明代最后70 年间的印行的书籍中，50 种为黄家所刻。
二、戏曲版画的创作特点
戏曲小说版画的创作前提，由文本引导，从而再现文本中的“瞬间”，兼具叙事性特征。戏曲小说版画的创作不同于原创版画，文本内容作为母题影响图像的精神传达，这就导致即使是闵寓五本西厢记版画这般并非传统图配文式的版画作品，虽然堪称中国版画创作意识的滥觞之作，图像间依然能寻得文本故事的蛛丝马迹，并且以此为主线贯穿其间。
戏曲版画创作的出发点是文本，这就造成画面中的人物是参与文本故事起承转合的连结点，也是画面中的叙事性表现的关键元素，例如西厢记中张生、莺莺、红娘在版画插图中几乎每一出都有描绘此三人，而且图画间传达的人物关系与叙事关系也是围绕三人展开的，那么这就要求不同刊本的绘者必须在人物之外的环境上大做文章，以达到创新的目的。例如《第二十出衣锦还乡》起凤馆刊本（图1）与玩虎轩刊本（图2）相较构图类似，描绘大团圆的局面，显然起凤馆本纹饰繁复，地面、屏风、门窗、人物衣着均饰有精密花纹，人物造型修长，相较之下更具有观赏性与趣味性，细腻的环境描绘将衣锦还乡的氛围烘托得饱满热烈，同时稠密的图案形成一个色块反而将重要的人物造型衬托出来，而玩虎轩刊本白描表现则略显平淡。不得不承认，细密的纹饰在氛围的烘托上起到关键作用，画面疏密关系对比相互衬托，绘者的意图更为突出。
三、起凤馆刊本《西厢记》的艺术特点分析
《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在流传过程中已有更变，《莺莺传》以张生始乱终弃，莺莺委身他人的悲剧收尾。至宋金以后，莺莺爱情故事被改编为戏曲以说唱形式广为流传，并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取代悲剧故事。以文本为创作前提，就对绘者提出一个要求，即在规矩之中求变化，文悲则画悲，文喜则画喜。下举两例起凤馆本西厢记版画引证其绘者如何在规矩之中寻趣味。
《第十一出乘夜踰墙》构图以假山石居中，莺莺蹲坐于石上，红娘立于石边墙下与攀树而上的张生对脸相迎，没有过多纹饰，玩虎轩、环翠堂等刊本踰墙一出均以上述构图，以下三点是起凤馆本的取众家之长集大成的体现：首先，院墙、山石、围栏三者均以“S”形表现，却主次分明，互不冲突，院墙取直、立造型硬挺，山石用剔刀点刻法渲染，层次厚重，又不失玲珑，围栏白描勾线在画面层次上较前两者推后；其次，期间点缀植物，柳梢微拂，与张生的动势相得益彰，与莺莺处的静态对比明显；最为精巧之处是莺莺背对观者，以手掩面，或是嗔怪，或是羞愧，无可知晓，但就当时社会背景下待字闺中的小姐与书生私会，想必心情也是五味杂陈的相仿，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造型几乎不会处理成背对观者，将莺莺作此处理，难免让人设想绘者汪耕的出发点，刻意为之所表达的意图就是绘者的态度。
《第十四出堂前巧辩》老妇人察觉张生与莺莺二人情愫，拷问了红娘，红娘直诉其事，巧辩堂前。夫人只得同意婚事，惟约张生考取功名后成婚。满地万字纹方砖，前景两盆假山石打破刻板的方砖图形。崔氏一改夫人的严厉形象，笑容映面，反而男仆手持棍棒，恶颜凶煞，红娘一脸的无惧，跪于堂前，巧言辩驳。屏风曲折恰好挡住崔氏视线的余光，而透过方格窗棂隐约看到莺莺在俯身偷听，拂袖掩面透着怀中的忐忑，这一安排匠心独具！莺莺绘像的线条连贯流畅，没有因窗棂的阻隔而磕绊，表情传神，刻工的精湛技艺无以复加。
四、结语
西厢记版画的创作，不同于独立的版画原创，文本作为蓝本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创作的限制，各版本绘者在此前提下，习前人之作而再次进行创作表现，匠心独运。起凤馆本西厢记版画，纹饰冗繁，人物造型优雅，虽工细却不致刻板，十分强调疏密对比，以达到营造气氛的目的，人物间的动势关系自然生动，明确其叙事性表达，工而不匠，于规矩之中寻趣味。
参考文献：
［1］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 年，第156 页。
［2］文言内容参，钱存训著《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 年，第242页
［3］张秀民《明代徽派版画黄姓刻工考略》，《图书馆》1964，第一期，61~64 页。
【尉笑，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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