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县胡村舞龙的流变及对民俗体育文化的启示

洪伦，潘桃铃，李先长

（江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摘要：通过对赣县胡村舞龙活动的变迁进行考察，旨在对我国民俗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下，本土性资源是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民俗体育组织是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关键，意义结构的重构是民俗体育发展的根本出路，民俗体育在文化强国视阈下走现代化的道路是民俗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民俗体育；民俗文化；舞龙；城中村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1-0045-04

Dragon Dancing of HU Village in Gan County and

Enlightenment for Folk Sports Culture

HONG Lun， PAN Taoling， LI Xianchang

（Sport Dept.， Jiangxi Normal Univ.，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gon dancing of Hu Village in Gan County， the paper makes theoretical research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 in China. Local resource is the necess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s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Folk sports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s culture. Meaning reconstruction is the outle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 Modernization of the folk sport is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

Key words： folk sport； folk culture； dragon dancing； village in city

胡村是江西赣县的一个自然村落，胡村的舞龙是本研究的重点，是笔者关于民俗体育文化（舞龙活动）立论重要的现实场景。通过深入接触胡村村民、村干部、乡干部等，询问其对胡村成为“城中村”的看法与评价以及参与舞龙活动的真实感受和种种评说，并查阅了《赣县县志》和《胡村族谱》等文献，取得了大量胡村的相关资料。

1田野工作地点概述

城市化以前，胡村大多数时间都处于传统乡土社会。在传统时期，中国村落大部分是由单姓氏组成，少部分是由多姓氏组成，是一个集血缘、亲缘、地缘、宗缘等社会关系网络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滕尼斯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受着传统规范制约，社会活动大都是进行着“熟人”之间的互动，有着高度群体一致性的归属感的简单小型的社区社会［1］。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8年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化的步伐，胡村被纳入城市的范畴，成为现在的“城中村”，成为“城中村”后，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城市的建设、市场经济的需求，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变成了如今的一栋栋商品房和厂房，村集体只留有一处仓库和一栋活动中心作为公共财产，村里的外来务工和做小本买卖的人口较之以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胡村村民也从农民的身份变成了现在的市民，但绝大部分村民仍保留着“村籍”， 同时依靠在附近工厂打工和房屋出租贴补家用，极少部分人在外地打工。

2胡村舞龙的流变

2.1城市化以前胡村舞龙的概况

2.1.1舞龙所需的道具

这一时期胡村舞龙由一个龙头、六个鱼身、一个虾尾、一个龙珠、一条红丝带、一个有四孔的铁铳和锣、鼓、钹等乐器组成的鲤鱼灯，类似于《汉书.西域传赞》记载的“鱼龙漫衍”。据村里老人回忆说，胡村舞龙最早是从吉安吉水至安远传承过来的。龙头鱼身是村民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而虾尾则象征着步步高升，希望胡氏子孙都能中举当官。

2.1.2舞龙的仪式

这一时期胡村舞龙具有浓厚的宗教祭祀仪式，主要是祭神和祭祖仪式。整个仪式分为“起龙”、“跑龙”、“接龙”、“祭龙”4个过程。起龙仪式按惯例在每年的正月初二，由胡氏德高望重的族长在宗祀主持，只有“开光”的龙才具有灵性，才能去“跑龙”。当族长宣布“起龙”后，铁铳手将放响16发，锣鼓也敲响起来，可谓是惊天动地，这样就开始“跑龙”了。当到达某一户时，“接龙”就开始了，负责“接龙”的村民都会出门迎龙，在自家门口放一挂鞭炮，龙灯队则进入该村民家的堂屋，围着堂屋转一圈，向神龛行点头礼。当龙灯走完既定路线后，后至胡村前的池塘由村中资辈最大的老人敲三声锣，宣布“祭龙”仪式开始。胡村舞龙是一个动员全村力量的集体性的公共仪式，每年胡村舞龙就是戈夫曼所称的一次“有焦点的聚集”［2］ 。

2.1.3舞龙的组织机构

由于此时的社会是传统乡土社会，虽然国家派有代理性基层组织（保甲制），但国家行政力量并未完全渗透到乡村。实际上，此时具有血缘性群体的宗族组织是村落事务的实际管理机构。胡村组织舞龙的机构自然也是村落宗族组织的一种，虽不及前述宗族组织的权力大，但是由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叠和高度聚合，其成员有时会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组织互相交织，由此自然而然地在乡土社会权力机构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胡村舞龙活动的组织机构就是由村里资辈最老、“明白事理”的老人们组成，他们主要负责舞龙的领导工作，如制定舞龙的具体路线、舞龙所需用品的采购、传授舞龙技艺给下一代等，并对舞龙有最终的解释权。

2.2城市化时期胡村舞龙的概况

2.2.1舞龙道具的与时俱进

与城市化以前的舞龙道具相比，这一时期舞龙道具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时俱进。龙头、鱼身、虾尾大体没有什么变化，但龙灯里的蜡烛变成了电灯，龙头上的字由“五谷丰登”改成了现在的“和谐平安”，所需要的道具也均由村民自已制作。遗憾的是，舞龙珠的技术由于历史的变迁导致失传，但这并不影响胡村舞龙的正常开展。

2.2.2舞龙仪式的变迁

这一时期舞龙的仪式基本保留了城市化以前的仪式，只是简化和删减了一些不合时宜的环节。“起龙”仪式和城市化以前大体相同，只是主持者由以前的族长变成了现代的村长。“跑龙”的路线基本没变，只是在城市化的影响下，增加了去各大企事业单位的路线。“接龙”仪式也基本没变，只是各家的神龛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都被当作封建残余撤去了，所以向神龛上的神灵敬拜也取消了。“送龙”仪式和传统相比，最大的变化是送龙的村民不如以前多了。据村里老人说，这是因为城市化后，村民的娱乐生活选择多了，所以送龙的人少了。总的来说，相比从前，城市化后的舞龙受到城市化的巨大冲击。

2.2.3舞龙组织机构的变迁

与城市化以前舞龙的组织机构相比，这一时期舞龙的组织机构最大特点就是自发性。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国家的建立，国家行政力量的全面渗透，造成原有的宗族管理机构力量大大地减弱。现在，在村里老人的发动下，一个非正式组织机构成立——龙灯会，龙灯会负责舞龙活动的计划、组织、领导等工作，成员共6人，这为龙灯会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胡村龙灯会虽是非正式组织，但其高度的凝聚力，使胡村舞龙得以一直延续。

3演变成“城中村”后，胡村舞龙得到很好开展的原因分析

3.1“城中村”为胡村舞龙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场域

胡村舞龙置身于城市化背景下，置身于被城市社区所包围的城中村中，其发展不仅呈现在舞龙的外在层面上，更体现在城中村的独特运行逻辑上。布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有着大量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身逻辑的子场域。根据场域理论首先应该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这种关系并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其次，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换言之，场域具有自身的动力机制。最后，场域是现实而又具体的，总是在不断地建构过程中，不存在超越历史的场域［3］。

联系到胡村舞龙活动，在演变成为城中村后，胡村舞龙并没恪守于原来的意义中，独立于城中村场域的生活之外，而是依靠该场域自身的逻辑和规则，不断地在现实中建构，使舞龙活动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动力。在城中村场域中，胡村村民通过舞龙活动能够获得身份认同，以区别于在胡村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通过舞龙活动凝聚胡村村民，对胡村村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强化自身的“战斗力”，增强胡村与外在社会的竞争力，从而为胡村村民获得分地、征地拆迁款等实际利益作心理上和现实层面上的重要准备。同时，在“亦城亦村”的城中村中，胡村村民出现了观念上是农民、身份上是市民的双重身份。客观地说，面对城市化的进程，胡村村民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对农业技术的掌握并没有用武之地，为了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和填补内心的空虚，观念上仍是农民的胡村村民便重新拾起古已有之的舞龙活动，寄希望于舞龙活动保佑家人平安、五谷丰登。因此，城中村为胡村舞龙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展现其巨大活力和生命力的场域。

3.2集体记忆为胡村舞龙活动在城中村的开展提供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现实的变异性

集体记忆一词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明确提出。哈布瓦赫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4］。胡村舞龙活动作为胡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的开展不仅是对舞龙活动本身的延续，而且是村民借此联络亲情友情，重温过去农耕岁月中给他们带来无数生活和情感的往事，从而产生彼此的认同感。正是出于情感和认同上的需要，胡村舞龙活动作为村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被长久地保留并持续地开展。胡村舞龙活动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历史性，满足了村民的情感和认同的需要，已成为胡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正如集体记忆是不断地建构一样，胡村舞龙活动也是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变异，满足“当下”村民和社会的需要并持续地开展。

3.3仪式为胡村舞龙活动在城中村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内驱力

胡村舞龙活的整个过程仪式贯穿始终。起龙时有一个开光仪式，使龙富有灵性，能保佑全村平安富贵；接龙时村民会燃放鞭炮、端放点心迎接神灵的到来，希望龙神保佑自家五谷丰登、多子多福；跑龙时用四孔的铁铳朝天鸣放，一路鸣锣开道，驱赶鬼灵；祭龙时会虔诚地放龙回水里，寄希望龙神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舞龙活动中的仪式对于胡村村民来说是一种信仰，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含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从仪式的行为方面看，仪式一直与胡村舞龙活动共存，它具有模式化和表演性的特点。其次，从仪式行为的目的和意义看，它赋予舞龙活动巨大的象征意义与现实意义。如胡村舞龙活动中的开光仪式，只有当龙嘴被鸡血点破，龙才富有意义，才具有灵性，能够给村民带来吉祥和祝福。当龙来到自家时，本家必须举行隆重的接龙仪式才能代表接到了神的保佑，这给本家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再次，从舞龙活动意义的表达方式看，它是通过仪式的象征体系来表达舞龙活动行为背后的意义，且以模式化的行为来建构这种意义的。正如人类学大师格尔茨所说，仪式的宗教表演是对宗教观点的展示、形象化和实现，它不仅是他们信仰的模型，而且是为对信仰内容的信仰建立的模型。在这些模型的戏剧中，人们在塑造他们的信仰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仰［5］ 。

4胡村舞龙对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启示

4.1本土性资源是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

胡村个案表明，舞龙活动的多层面适应功能发挥效用的大小与现实的政策和本土性资源融合的程度相关。所谓本土性资源是指内生或外生于舞龙活动中，但已经融汇于舞龙活动实践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形态的与舞龙有关的“地方性知识”的总和，胡村舞龙的发展正是依靠民间社会资源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动力。民俗体育文化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内含着许多能够借助的本土性资源和民间力量，依靠这些资源与力量来促进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发展所应倡导的一种公共选择和发展路径。

4.2民俗体育组织是发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关键

针对当前民俗体育文化日趋衰微的现状，不少学者纷纷建言献策。有学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提出要加强保护和资助传承人，以期更好地发展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6］。其实不然，相比对传承人的保护和资助，民俗体育组织的构建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为重要，没有了民俗体育组织的传承人就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俗体育组织不仅能给传承人传承民俗体育文化一个好的平台，而且也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传承人。胡村个案表明，正是民俗体育组织龙灯会使胡村舞龙活动持续开展，它是胡村舞龙活动正常开展的“粘合剂”和“组织者”。鉴于我国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等国情，我国民俗体育组织的建立并不一定非要由政府财政支出，可以充分发扬民俗体育主体的能动性，建立自治性的民俗体育组织，政府则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精神支持、物质资助和组织监管。因此，传承民俗体育文化，应该先从发展民俗体育组织做起，拥有一个好的民俗体育组织，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好的基础。

4.3意义结构的重构是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

在城市化以前，胡村基本处于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小农社会。小农社会是一个科技欠发达、生产力极其地低下的社会，主要依靠内部各种天然的关系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舞龙活动正是在小农社会场域中产生和成长的，它的发展必须要以小农社会的基本特征为前提，为小农社会所服务［7］［8］。因此，这一时期的胡村舞龙发挥着教育村民、娱乐村民、安抚村民和保佑村民等功能。城市化时期，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场域中，胡村舞龙活动进行了自外而内和自内而外的重构和扩大内涵。一是自外而内，在城市化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下以及市场经济的渗透下，迫使胡村舞龙活动进行了自身结构的调整，具体表现为舞龙程序的简化和舞龙道具的现化化和科技化。更为重要的是自内而外，出于对城市化的认同，胡村村民对舞龙活动进行了适应性地调整，具体表现为在所有的功能中突出认同功能和经济功能，同时和舞龙活动中求和谐平安的理念与城市发展的理念相融合。

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下，民俗体育的根本出路应该是扩大或增加自身的文化内涵，在社会变迁中重构“意义结构”，以适应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更好地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

4.4民俗体育在文化强国视阈下走现代化的道路是民俗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明确提出建设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为处于边缘化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胡村舞龙活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外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改变，还是内在意义的重构，都体现着现代化的渗透和时代的进步。如龙头上所贴的红字由城市化以前的风调雨顺变成了现在的和谐平安，龙灯里面的发光体由从前的蜡烛发展成如今的电灯。再如舞龙活动也由小农社会盲目地重神灵保护转换成当下较理性的重个人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有学者就对一个村落舞龙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认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如果民俗体育文化主体的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民俗体育文化将出现断裂。社会的变迁造成了民俗体育主体需求的改变，民俗体育文化要发展则必然要在现实环境中改变其内容、形式和意义［9］。回到当下，在我国正在努力建设和实现现代化的大趋势下，建设文化强国的语境中，民俗体育文化走现代化的道路应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5结束语

当前，在市场化、城市化的浪潮中，我国的民俗体育日渐式微。不禁有人会问，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出了问题，其实，两者都没有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的需求和民俗体育内涵的衔接中。因此，传承民俗体育文化应当更新观念，树立创新思想；遵循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完善各类民俗体育组织；注重各地的差异性，用好本地区的民俗体育资源，在社会变迁中实现民俗体育文化内涵与广大民众的对接，以满足民众生活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9.

［2］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陈永辉，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我国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J］.体育学刊，2009（5）：91-95.

［7］ 张继生，雷军蓉.现代中国舞龙的社会学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4）：28-30.

［8］ 曾全红，赵明.舞龙活动体育市场的形成和开发［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6（6）：16-19.

［9］ 涂传飞.社会再生产机制：对民俗体育历史作用的人类学阐释——来自一个村落舞龙活动的民族志报告［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1（1）：23-25.

（收稿日期：2014-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