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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之窘——“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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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5-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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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昱

2015年高考全国各地作文试题中,唯有北京以“二选一”的姿态呈现,此所谓“人性高考”表现之一种。终结“一题定终身”的局面,首都这次领跑了。

主事方在对《考试说明》的解释中说得在理:“中学生的经历、性格、兴趣等各不相同。对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文题目,其适应程度不同。因此,面对不同的题目,考生的写作水平常常表现出浮动状态。为更真实地测出考生稳定的写作能力,给不同特点的考生更多选择,2015年作文将设置二选一的试题。”

我们不难从这段带有“安民告示”性质的话语中归纳出这样几个意思:①命题是为考生搭台,应考虑其情趣与个性;②不同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文体来表情达意,满足题目要求;③命题是成全考生的,应有利于考生发挥出“稳定的写作能力”;④高考应尝试放权于考生,令其自主选择,成就自我……

理性地看,高考作文试题“二选一”,是机遇与挑战同在的,考生既可享受某种程度的自由,亦要承受“叫我如何是好”的纠结。必须承认,在国家级大考中赋予考生某种选择权,是考试发展到高级形态的必由之路,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可能会有考生出现一时的徘徊不适,但也不必为此大惊小怪,从命题上来讲,只要处理好两道试题难度的大体相当,本着为考生服务的原则,皆可一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揭去盖头——“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和“深入灵魂的热爱”在这个夏天以“二选一”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了。

在此,我们姑且聚焦于前者,就“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一题做些探讨,理由至少有三:第一,本题在微信或网络等平台上受到揶揄,以为其政治色彩过浓;第二,本题在考生那里似乎也不讨好,选择者仅有一万余人,占北京考生总数的约20%;第三,本题是北京自主命题以来首次限定记叙文体,这一万人的样本价值不可小觑。

若说这一万人代表了北京考生写叙事文的最高水平,倒未见得——也许一些叙事高手更热衷于“深入灵魂”(那里也可叙述)。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由选择的情境下,这一万人能够青睐此题,说明他们至少白认为是具有叙事特长或不得不叙事的。

也正是基于这个朴素的判断,我才生出“叙事之窘”这四个字的感受。在我看来,这“窘”具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选之窘

有人说,“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这个题过于高大上,令考生望而生畏。此话不无道理。但是,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有英雄而不知珍惜敬重的民族更是悲哀的,和平时代的年轻人受些爱国敬英的教育亦是本分。况且题目中还有省略号,即英雄可大可小,可古可今,可有名可无名,可真实可虚拟(文艺作品中)……总之,若说本题有难度,我以为难不在“英雄”;那么多考生“逃离”此题,当与“假如……生活一天”的叙事有关,也许更大的问题在于考生的基本功——讲故事的能耐。

二、写之窘

阅这一万人的叙事文,愈发印证了我上面的判断。这些毅然选择了记叙文的考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叙事的,他们认认真真地写着“疑似记叙文”,令人不胜感慨。

构思此文,须先从“破题”说起。

①“假如”,预示着本文的虚拟性。用一个时髦词叫“穿越”,即打破时空限制编故事,这需要较强的想象力;

②“我”,要求确定好本文的叙述视角。“我”是谁?如何与“英雄”相交接相沟通?将“我”自然、巧妙地安排在“英雄”的生活中,这需要一种近似戏剧的设计。

③“心中的英雄”,暗示着人物形象的逻辑性。他(她)为什么能够成为英雄?其英雄风貌如何体现?我对英雄持何等态度?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感悟能力。

④“生活一天”,要求作文叙事上的顺序性。生活流程是什么?文字程序是什么?从何处讲起?至何处收束?内部关节如何承转?这需要全文情节上的安排与调度。

以上种种是本题对考生在叙事上提出的要求。没有看清这些要求,不具备相应的叙事能力,是难以完成好这个题的。就北京考场的万名叙事者来看,尽管确有说故事的高手,但相当一部分记叙文则显得颇为“业余”。推广来看,全国的情况也许更甚,叙事文写作的尴尬普遍存在且盖有年矣,叙事之窘不过是被长年的“文体自选”掩盖了而已。借北京卷这个题目(以下简称“与英雄生活一天”),希望能引发对“讲故事”的关注与研究。

在我看来,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至少应面对如下几个问题,思考之,设计之,落实之,彰显之,是一个叙事者的智慧。

1.故事的意义

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首先是因为其有价值——作者在“幕后”编这个故事,最想告诉我们什么(尽管他不方便像说理文那样直接喊出来)?就高考作文而言,这个故事至少得让读者感受到讲故事的人大体上18岁了一一他(她)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生活的感悟、对情感的体察和对社会的认知,我已不再是儿童了。“与英雄生活一天”,很多考生将其视为“知识答题”,将课本上岳飞等人的内容兑点儿水敷衍成文,这尽管是在写事,却不是我们所要听的“故事”——其间没有讲故事人独特的思考。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讲黄继光:英雄从朝鲜战场“穿越”而来,走在21世纪的北京,误以为来到美国,目睹祖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心潮澎湃;而当他看到网上对自己英雄行为的质疑与恶搞时,他黯然了——自己60年前的行为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能够讲这样一个故事的考生,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我们享受着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成果,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冷酷无情地否定着英雄的价值,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不正需要当代人警醒吗?

揣摩故事背后的东西,可以看出讲故事人的思想水平与感悟能力。考场作文,仅此一项便可分出高下,尽管考生都很年轻,但幼稚与纯真,不可不辨。

2.故事里的人

故事的主角常常是人。讲故事的根本,是在情节的演进中树立人格。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其中的人物也必是极力摆脱简单化、平面化、概念化、口号化的。就高考作文而言,塑造一个人,不是毕业鉴定般为其贴个标签,而是将其放在具体情境中挖掘其人性,使之可感、可亲、可爱,从而令人动容。“与英雄生活一天”,要求说得很清楚:写出英雄人物的风貌和你的情感。“英雄风貌”和“你的情感”这二者互为因果,人物立得住,情感也便出得来。而考场之作中,能够令人信服的作为“人”的英雄,实在不多。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画”邱少云:一面是想着回家能娶妻、吃饭胃口颇大的粗糙一兵;而另一面又是将肉“狡猾”地让给我、在烈火焚身时低吼“我知道我是谁”、最终化为“一捧圣洁的灰”的钢铁战士。作者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英雄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又令我们仰望不已。此时的英雄,是个真实的人。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画”林觉民:小家中,他怜爱将为人母的陈意映;街市中,他体恤含辛茹苦的卖菜老人;巷陌中,他疼爱贪馋糖糕的别家孩童……作者唯独不写他就义的壮烈,而是将其推到凡人世界来展现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唯有如此,那封《与妻书》才可信可泣,那种“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境界才令人荡气回肠。此时的英雄,是个完整的人。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画”曾彦修:研究马列,忠于信仰;身居高位,波澜起伏;面对荒谬,独挡风雨……作者将“自划右派第一人”曾彦修“微觉此生未整人”的高风亮节推举出来,所述事迹丝毫不输战争年代的英雄伟业。此时的英雄,是个身陷历史漩涡中良知未泯的人。

沈从文先生说:“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识人,乃讲故事者最应具备的素质。

3.故事的截面

如果我们认可“于故事中讲人”这样一个比较朴素的道理,那么,讲故事就不一定需要史诗般的笔触,倒是可以用“做切片”的方式截取人物的某个人生场景或生命环节,将其置于“显微镜”下做细致观察,从而突显人物形象。

“与英雄生活一天”,在叙事上其实是可以向《雷雨》取经的。将几十年恩怨情仇置于二十四小时中表现,是曹禺先生大手笔的体现;而将“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也不乏儿女情长,有普通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眷恋”等英雄气概、英雄风貌放到“一天”中表现,则需要考生的智慧。在我看到的很多考生所写故事中,尽管题为“一天”,但就其叙述的生活来看,怕是一周、一月也难以过完。故,寻找“一天”的那个“截面”就变得相当切实了。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讲刘伯承。史载:1916年3月刘伯承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作者便是基于这个史实,构思了一个故事:“我”是一名私人医院的助手,洋人主治医生道术高明但素来看不起中国人;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中国军人前来动眼部手术,这位军人以其强大的忍痛精神完成了手术,赢得了洋医生的敬畏,也将“我”引向了他奋斗追求的方向。作者通过一天手术中所领略的英雄气概,将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笑傲天地的风采揭示出来。由一天看一生,说故事者截取横断面的叙事能力颇见功夫,由人物的这一面可以看出许多面,由人物的这一点可以瞥见一条人格线,对故事截面的摄取与展现,堪称叙事的艺术。

4.故事的视角

讲故事,对叙述人的安排设置是颇为讲究的。可谓“你是我的眼”——叙述人是故事中作者授权、替作者去看的那一双眼睛,就像《孔乙己》中作者将“我”设置为柜台后的一个小伙计,“我”不但可以看到“孔乙己”,也可以看到“人们看孔乙己”;“我”看到别人的同时,也被作者和读者看……“我”的安排,实际上是作者讲故事时对视角的设置,它决定了故事的基本面貌。“与英雄生活一天”,这里面的“我”是作者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对“我”设计的合理、巧妙,不仅令故事成立,也令故事精彩。遗憾的是,在我看到的考场叙写中,大多数“我”仅是穿越到古代的聆听者,看着听着英雄的独角戏,“我”连个捧哏的都算不上,这样的故事难免呆若木鸡,甚至失去了叙事的功能。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看”鲁迅。作者将“我”设置为先生书案上的一盏台灯,伴随先生长夜笔耕,见证先生为民族哀叹;先生用犀利的笔为社会点灯,“我”以微弱的光伴先生战斗。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看”项羽。作者将“我”设置为虞姬,听霸王讲少年英武,看英雄虎落平川,见士兵人心惶惶,感项王侠肝义胆与侠骨柔情。当“我”在项王怀中看到一滴英雄泪,乌江白刎前的这最后一天,变得缠绵悱恻,令人扼腕。

杨照说:“小说喜欢写‘家庭女教师’,因为家庭女教师带着好奇眼光深入上流家庭,可以看到许多或荒谬或悲哀的秘密……讲一个‘内幕故事’,关键之处就在能否找到一个类似‘家庭女教师’的角度。这个说故事的人,不能一开始就对内幕、秘密了若指掌,那样就失去了故事的悬疑性;这个说故事的人,也不能纯粹冷静客观、事不关己,他必须带领听故事的人一步步走进充满陌生现象的环境里,然后一步步弄清楚其间的道理……”

对这个“家庭女教师”的选择与对林冲故事中“李小二”的选择一样,常常成为讲故事者成功的捷径。做叙事文,焉能不会?

5.故事的眼睛

一个故事讲什么大体确定了,通常只完成了构思的一半,而另外一半是如何将这个故事讲得深入人心,令人经久不忘。故事是一个生命体,若将“意义”比作心脏,将“事件”比作血肉,将“结构”比作骨骼,将“语言”比作肌肤,那么,要想使这个生命体活起来、有灵气,还需要一样东西——眼睛。

什么是故事的眼睛?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故事中最能够令人怦然心动之处。它是故事的高潮,是突出、强化故事意义的最有效、完美的手段。当一个故事的眼睛出现时,我们不由得眼睛一亮,继而会捧腹会沉思甚至会流泪;在那一刻,故事的意义如破空而来,被诠释个淋漓尽致,深深烙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契诃夫的小说《凡卡》(或译作《万卡》),写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凡卡在城里做学徒,受尽了折磨与凌辱,大年夜的晚上跪在桌前给远在乡下的爷爷写信,恳求爷爷来将自已接走:当读者将全部希望寄托到这封信上的时候,故事的眼睛出现了——小凡卡最后在信封上写下了:“乡下,爷爷收。”信寄出去了,凡卡的悲惨命运并未结束。看到这样一个信封、这样一封无从寄到的信,我们对小凡卡的同情到达了极点。作者什么都不说,我们反而理解得更多。故事的这双眼睛,完美地实现了作者的意图。

可见,凡是有眼睛的故事,明确表现作者意图的话并不多,作者将最想说的话和最想抒发的感情寄托在这双眼睛中,等待着读者的凝眸与对视。故事的眼睛不等于故事的标题,也不完全等同于故事的立意,它是表现故事意义的一种手段或技巧。

“与英雄生活一天”,我看到的大部分故事如同白开水,那么多作者颂英雄赞英雄,而掩卷回眸,他们所讲的故事,很难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是缺乏一双眼睛——尽管实不该对考场作文的这双眼睛要求过于高级。

忘不了的,是一位考生讲张居正。作者对这位万历内阁首辅的表现,重点放在其清巨室、肃贪腐、利庶民上。故事只讲“我”——张府总管——伺候张大人起居、陪同张大人上朝等“闲事”,正面叙写的是旁人对政事只言片语的议论和张大人上朝退朝时变化的脸色。在七八百字有限的篇幅中,作者着笔最多的竟是张大人书房里挂的一幅画——《钟馗捉鬼图》。对这一物件的反复描摹令人恍然大悟,同时,一个大改革家面对的危局与艰险以及其力挽狂澜的气魄也跃然纸上。

讲故事,亦有画龙点睛之道。叙事者,不可不深谙其理。

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需要的智慧还有很多,比如叙事的顺序、叙事的语言,篇幅所限,不及展开,总之,《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阅毕,尽管可领略高手神采,但更多看到的是相形之下叙事文写作之窘,时不我待之感顿生。

三、教之窘

若再细究,上述那些故事高手的非凡之作,全是老师教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心悦诚服地为同行充满智慧的教学鼓与呼;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学生在讲故事上的本领很大部分源于“自修”,这对中学写作教学而言又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

我曾与不少教师和学生交流过,得到的答复差不多,将指导讲故事作为教学内容特别是备考内容的教师是少数,以讲故事为主要方式来表达自己观点态度的学生亦不是主流。究其原因,一是故事难讲;二是叙事文不容易切题;三是多年文体不限,讲故事不是应试必需;四也许更为根本,我们生活在一个长于讲大道理的语境中,甚至为人师者亦不擅讲故事。

不必讳言,学生写的问题,反映的是我们教的问题。

北京卷高考作文“二选一”,其一规定为讲故事,很有点用强势考试“倒逼”教学的意味。当一个考生一时无法“深入灵魂”时,他(她)不得不去讲故事,这时讲故事对他(她)来说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不会讲故事便得到了“现世报”。当一个学生走向漫漫的人生旅途,感受了那么多来自好莱坞等异域的光影声色而自惭形秽时,不会讲故事便得到了“来世报”,这是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文化创造力的问题。

有人说“中学写作教育不培养作家”,这可以是一句理性的话,也很容易变成一句懒惰的话。当看到网络上那么多抨击“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这个题的言论,将个人好恶放在一旁,我想:作为普通教师,对于命题,我们无法左右;而我们能左右的,又没有完全做好。

从这个意义上看“叙事之窘”,才发现,高考命题改革,是对每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激活,从长期形成的阅读写作教学的偏狭与僵化中激活,从迷信盛行的猜题押宝的脆弱与茫然中激活,最终完成无甚话语权者的自救与重生。

这样看去,也许,天色便明亮了许多,时间也宝贵了许多。

①杨照《故事效应——创意与创价》第112~11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

(北京教育学院宣武分院 10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