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伦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上小说主题的界定模式，大都是由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的创作思想再加上研究者或评论者个人的价值判断组成，其中时代背景是必不可少的，且占有很大的分量。例如对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的主题界定：小说既反映和针砭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爱慕虚荣的社会风气，又肯定了主人公单纯、诚实守信和遭受巨大挫折后不向命运低头的品质。（《高级中学教学参考资料·语文（试用本）一年级第二学期·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小说既反映和针砭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爱慕虚荣的社会风气”的理由是：当时法国社会大资产阶级当权，巧取豪夺，贪污成风，社会道德沦丧，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位极不稳定。莫泊桑长期在政府小科员圈子中生活，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虽说这个时代背景确实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是研究者或评论者主观地将此移植于小说的主题之中。而“又肯定了主人公单纯、诚实守信和遭受巨大挫折后不向命运低头的品质”的判断是基于研究者或评论者的个人理解：《项链》通过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的变故，反映了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表达了对下层社会小人物的深切同情。而这样的判断仍未完全脱离时代背景的藩篱。
读者对小说主题的理解和判定很多时候喜欢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所谓宏观角度便是把时代背景作为研究作家和作品思想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与作者本身的写作思想以及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会有不小的差异。比如莫泊桑的《项链》的主题在小说中已经非常明白地表露出来：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虽说作家的作品一问世，就由不得作者自己，任人见仁见智，但还是应该尊重作品以及作家原本的思想。
作家创作作品的路径一般有两个。一是因为作者的所见所闻，所以有了所思所想，其写作动机和观念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积累与感受。孙犁在谈到他写《荷花淀》这篇小说时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指抗日战争年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但这不是说作者没有思考：“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因此引发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冀中区的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忍受重大灾难，蒙受重大损失。他们的事迹，必然要在文学上得到辉煌的反映，流传后世。”（《关于〈荷花淀〉的写作》）
另一是因为作家有了所思所想，所以去收集相关的生活素材，其创作是由其写作动机和观念所引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谈到他创作《人间喜剧》这部伟大作品的想法时说道，这个念头来自人类和动物界之间进行的一番比较：“社会同自然界是相似的。社会不也是根据人类进行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就像动物学把动物划分成许许多多类别一样么？士兵、工人、官员、律师、游民、学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汉、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等等各异其趣，虽说前者相互间的区分更难掌握。如同动物有种类的划分，社会过去存在着、将来还永远会存在千殊万类。既然布丰竭力通过一部书来表现动物界的全貌，并为此写成了极为出色的作品，那么不是也应当给社会完成一部类似的著作吗？”（《〈人间喜剧〉前言》）当然人类社会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于是巴尔扎克就竭力收集社会生活中的相关素材，“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人间喜剧〉前言》）
然而不管是先有小说素材的积累，后有作品的创作思想，还是先有小说的创作思想，后有作品素材的收集，或是两者同时进行，都要在作品的情节描绘和人物刻画方面尽量反映生活真实并能达到艺术上的真实，这就需要在细节方面下功夫。俄国作家契诃夫在《一个文官的死》（又译《小公务员的死》）中刻画了一个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小人物因为一个喷嚏，喷了坐在他前边的一个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一头唾沫。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对于他竟如天塌地陷一般，以致不断地赔罪，不断地请求原谅，疑神疑鬼终至心理压力过重竟一命呜呼。看似不太可信，但因为作者非常逼真地描写出小公务员奴才似的胆怯心理，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因慑于大人物的淫威而患得患失的扭曲心态，不仅切实反映出现实中类似人物的真实心理，同时也因刻画细致达到了艺术上的真实。
对于小说主题解读中的不顾作者本意，仅凭研究者或评论者个人的判断，有时未免会陷于主观臆断甚至曲解作品的原意。当年有评论家对鲁迅某些小说的主题，就有诸多的主观臆断和曲解，甚至庸俗地认为鲁迅的某小说是讽刺某某，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泄私愤的工具。尽管目前在解说小说的主题时，已经能用文学的眼光来评判，但仍留有不少模式化的痕迹。
这种模式化地解读小说主题的遗风，一是表现在对小说主题解说时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比如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作品，往往是千篇一律地冠以批判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这样的结论，貌似深刻，实则是简单化甚至是想当然。就像是对莫泊桑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题评价，一般评论大都是说莫泊桑在此篇小说中，通过菲利普夫妇对待亲弟弟于勒前后截然不同态度的描述，艺术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种流行的认识，主要是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然而小说反映的亲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其间也有温情的一面。菲利普一直惦记着他的弟弟，并不完全是因为于勒发了财，其中也有兄弟之情；而母亲最后让“我”用一点小钱打发小叔子于勒，也同样表现出她的一点良心。毕竟于勒曾经花完了属于他的那份遗产之后，又使他哥哥菲利普该得的那一份也减少了许多，造成哥哥菲利普一家现在的狼狈窘境，使他哥哥的两个女儿难以嫁出。至于哥哥菲利普一家不肯接纳于勒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的哥哥菲利普一家本身也已落到了贫穷的边缘。
同样在《项链》中，把玛蒂尔德的虚荣，归罪于资本主义社会崇尚爱慕虚荣的风气，也有失公允。殊不知玛蒂尔德的爱出风头缘自于她内心认为现实生活的不公正，为何同样是美貌女子，有的可以住华美的房屋，有高贵的家什，有仆人服侍，可以身穿漂亮的衣服，品尝精美的食物，而她只能过平庸的生活。一个美貌女子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本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作者写这样一个人物只是想说明世间有许多偶然，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玛蒂尔德。这种硬将时代背景与小说主题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结果会使评论流于形式，比如封建社会作家的作品就都是反映或鞭挞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使得文学作品的功用只是简单地固定在认识作用这一方面，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模式化地解读小说主题的遗风，二是造成了小说主题的不确定性。比如对于《项链》的主题，就有“小说尖锐地讽刺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与追求享乐的思想。”“小说表现了人生的无常，命运的无常。”“小说对女主人公追求奢华生活遭到失败的不幸表示同情，对其以诚实劳动偿还债务的行为予以肯定，对其虚荣心做了批评。”“小说描写了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的灾难，从而表达对小人物人生命运的关怀，对其不幸遭遇予以同情。”诸多说法之间有些是有矛盾的，一个有着极强虚荣心的女子，忽然变成了大难当头敢于承担厄运并战胜之的勇者，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是从作者写此小说的本意来看，就会感到这种变化并不突然，“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这件小事是从一张请柬引起的，为参加部长邀请的晚会，向朋友借了一条项链，最后造成了玛蒂尔德一生的不幸，不仅辛苦了十年，还因此失去了美丽，更是由于得到真相带来的刺痛。“极细小的一件事也可以成全你”：玛蒂尔德因此丢弃幻想，成了一个务实的女人，做到了一般女人做不到的事，维持了自己的自尊与良心，谁说不是一件幸事呢？以作者的创作思想来看玛蒂尔德的前后判若两人，就会觉得顺理成章得多。
同样，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主题也是多元的。有“金钱关系”说：小说通过菲利普夫妇对待亲兄弟于勒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描述，艺术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同情”说：小说通过对资本主义下层人物——于勒被整个社会遗弃的悲惨命运的描述，寄予了作者最深切的同情和怜悯。有“虚荣”说：小说通过菲利普夫妇对待亲兄弟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慕虚荣的丑态。也有“势利”说：小说通过菲利普夫妇渴望见到已经发大财的于勒和在船上遇到贫困潦倒的于勒后极力躲避的心理刻画，深刻地揭示了菲利普夫妇嫌贫爱富的低级庸俗的势利心态。这几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菲利普夫妇的人品恶劣，因此证实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这是先有思想上的框框，然后以此来套用，显然会是有失公正。照此说来，倒是于勒这个人成了受压迫者，需要得到同情。而在小说中，于勒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人，他堕落到乞丐的地步，并不是由他的哥哥造成的，完全是他本人的咎由自取，相反“我”的同情只是基于一个对自己亲人遭此不幸境地的不忍。作者在此要表现的思想实际上还是底层人物对于自己的命运不能把握，这在莫泊桑诸多短篇小说中都有反映。《项链》中的玛蒂尔德，《我的叔叔于勒》中的于勒，《骑马》中的海克多尔，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企望过上等人的生活，但最后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由此可见底层人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困难，如同一个跌入深渊之人想要爬上山崖巅峰那样的遥不可及。至于作者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只是一种自发的感慨。作为深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潮流影响的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很多只是现实地不加修饰地表现当时的社会风貌以及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并不一定都是借此来批判现实社会，即使有些作品流露出对社会现实的讽刺与批判，那也不一定是作者创作的本意。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往往满足于叙述故事，呈现图景，刻划性格，对于生活本身很少进行深入的思考，较少通过形象描绘去追求作品丰富的思想性，莫泊桑不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作家。
莫泊桑的不少短篇小说，实际上都是要表明小人物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很难这一命题，如《散步》中的公司记帐员勒拉老爹，最后被无情的生活逼得上吊。即使有些小人物因为偶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富裕生活，也会因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如《珠宝》中的内政部科员郎丹，靠的是变卖妻子长久与人私通得来的珠宝致富，由此备受人们嘲笑，内心承受着名誉受损的折磨，虽然贫穷的生活得以改变，然而耻辱的心理永远不能抹去。
尽管说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观点或倾向越隐蔽越好，但还是有不少作品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了作者的观点，甚至不少小说就是要表现作者的写作观念。比如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的主题就是“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作者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宣扬这一思想，为此编织了老人桑提亚哥在海中与鲨鱼（而且不是一条）的搏斗，至于“海”和“鲨鱼”还有其他什么象征意义，读者可以自己品味，但不能对作品中业已存在的主题视而不见。作家写作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贯彻他的写作意识，更有的是为观念而写作。比如有的作家发现在现实中，人的尊严被践踏和人性被扭曲的现象大量存在，于是在小说中就会着力描写这些现象，并会在作品中表达人的尊严不容践踏和人性不能被扭曲的主题，而且还会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不断地重复这种思想和观点。观念的写作有时很容易让读者看到小说家所要表达的内心思想，而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这可能正是有些小说家所要追求的写作效果。
因此读者在判定作品的主题时，首先是从文本中找出或体味作品的思想观点，而不是先去追索写作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的研究或许能看出作者为何要写这类作品的缘由，但不一定就此说明小说把当今社会现实作为故事内容，就是要对当今社会现实作出评判。事实上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什么年代，不会妨碍和影响作者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主题。用现实题材写作，可以表达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思考，用老旧题材写作，同样也可以表达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思考。将时代背景融入作品主题使之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似乎这样才能突出作品主题的深度，更多的是研究者或评论者的个人认为，其中不乏研究者或评论者的习惯思维使然。
用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的创作思想再加上研究者或评论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以此来概括小说主题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懒人思维，它使小说评论变成了一个套子，有时不仅看不出作品所要反映的真实思想，也降低或排斥了作家为自己的作品注入自己的观念所付出的艺术努力，至于不加分析地揉进时代背景进而抬高作品的思想价值，同样是对作者以及作品的不负责，因为它忽视或抹杀了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性。就如莫泊桑，实际上他的众多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并不怎么深刻，很多作品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自然地表现了社会中的种种风貌与人情，如《田园诗》《西蒙的爸爸》等小说，叙述的是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从中并没有看出作者对他们的品质有什么赞美，反而是暴露了他们不少“丑陋”的地方，就像《西蒙的爸爸》中，很多穷孩子取笑同样是穷孩子的西蒙没有爸爸，丝毫看不出这些穷孩子有什么同情心。而莫泊桑的一些被认为是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和人情淡薄的作品，事实上只是呈现了作者对于“偶然”左右人（特别是小人物）的命运的认识与感怀。
因而对于小说主题的解读，首要的是从作品本身去体会其中蕴藏的意味，无论作家如何隐藏他的写作观点或要表达的思想，在作品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来。作品的主题也许会留有时代背景的烙印，也许毫无时代背景的气息，一味地加大时代背景在小说主题中的分量，等于把小说看成是图解历史的教科书，漠视小说本身特有的艺术魅力。
（马志伦 上海市五爱高级中学 2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