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语文教材（苏州大学版）第四册有这样两首古诗：一首是选自《诗经·卫风》的《氓》，一首是《孔雀东南飞》（以下皆用《孔》代替）。这两首古诗都成功塑造了古代弃妇形象，让读者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罪恶和古代女性所承受的种种苦难，值得学习者好好比较研究一番。
一、《氓》与《孔》弃妇形象之比较
《氓》和《孔》两首诗的主人公都是弃妇，她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
《氓》中女子是被丈夫抛弃的。她的恋爱似乎是美好的，氓以“贸丝”为借口来找其商量婚事，两人商定“秋以为期”。女子在家中急切地盼望氓来迎娶自己，“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可见，她对两人的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但氓并不是一个好丈夫，妻子“夙兴夜寐”，勤恳持家，自己却“二三其德”，“至于暴矣”，对妻子拳脚相加。对这样的结果，弃妇心中凄苦，她最后的反抗手段是“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与这种无情无义的丈夫划清界限，不再来往。
《孔》中的刘兰芝是被婆婆所遣。她勤劳贤淑，知书达理，每天“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虽“三日断五匹”，但“大人故嫌迟”，婆婆找茬逼其离开。丈夫焦仲卿面对母亲的强大压力，只能委曲求全，让刘兰芝暂且回娘家，这让刘兰芝非常失望。但在丈夫情真意切的劝说之下，她仍对未来抱有幻想。然而回到娘家后，刘兰芝又受到来自兄弟的压力。最后她见与丈夫重圆无望，毅然决然地选择投水自杀，向那个社会展现了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和不可亵渎的人格尊严。
《氓》中的女子要对抗的是来自夫权的压力，而《孔》中的刘兰芝面对的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从两人的反抗方法和反抗力度看，刘兰芝似乎更加坚决和彻底。但总体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女子的反抗显得很无奈。当时女性地位低下，经济上不独立，只能依附于夫家，这都使她们无法改变自己被弃和被遣的命运，而且也找不到更为有力的抗争手段。
二、《氓》中丈夫与《孔》中焦母形象之比较
《氓》中的丈夫和《孔》中的焦母都是以丑恶嘴脸出现的反面形象，他们是导致弃妇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
《氓》中的丈夫在与女子谈恋爱的时候是可亲可爱的，“氓之蚩蚩”，笑嘻嘻的来了，他的花言巧语很快就俘获女子的芳心，这让女子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但结婚后氓形象大变，他见异思迁，开始厌倦因日益操劳而色衰的妻子，最后甚至露出凶神恶煞的一面，对妻子“至于暴矣”。在《氓》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中国虽没进入封建社会，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格局早已形成，妇女没有独立的地位，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氓》中的丈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夫权的形象代表。
《孔》中的焦母则是封建社会家长制度的代言人，她冷酷自私、专制暴戾且蛮不讲理。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这样知书达理，吃苦耐劳的儿媳焦母却想赶走，理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说儿媳没有礼节，有些自做主张，让她“久怀忿”，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且在刘兰芝未走前，她已替儿子另外物色妻子，完全不顾儿子儿媳的感受，摆出封建家长那种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嘴脸，一手包办儿子婚姻，最终酿成焦刘双双殉情的人间悲剧，自己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焦母的所作所为正体现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残害人性、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
纵观中国古代史，夫权和封建家长制一直是缠绕在女性脖子上的两条毒蛇。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在此笔者就不展开了。
三、《氓》与《孔》兄弟形象之比较
笔者发现，《氓》和《孔》两诗中不约而同都出现了“兄弟”形象，只不过《孔》对兄弟形象的刻画更加具体和生动。
《氓》中对兄弟的描述只有两句，是女子被丈夫所弃回到娘家后，“兄弟不知，咥其笑矣”，他们对被抛弃的姐妹不是报以同情和支持，而是嘲笑和打击。连自己的亲人都是如此冷漠无情，这不能不让弃妇感到心寒和凄苦，所以她只好“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无人诉苦，只能独自舔舐伤口了。
《孔》中的“阿兄”就更加罪恶了。刘兰芝被婆婆所遣，因与丈夫焦仲卿有誓在先，拒绝了县官和太守两家的求婚。从焦刘两人深厚的感情看，他们克服困难，破镜重圆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刘兰芝在“阿兄”的贪婪无耻和恶言相向下，感到心灰意冷，最终走上以死抗争的道路。
可见，不管《氓》中的“兄弟”还是《孔》中的“阿兄”，他们在姐妹处境艰难时没有给予关怀和帮助，而是对饱受打击的姐妹或冷嘲热讽，或威逼利诱，成为插在弃妇伤口上的第二把尖刀。《氓》中“兄弟”的嘲笑加深了弃妇的痛苦，而《孔》中的“阿兄”则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女性的帮凶，是将刘兰芝送上绝路的直接杀人凶手。
四、从《氓》到《孔》看女性地位的下降
比较《氓》和《孔》两首诗篇，我们可以感觉到女性地位的下降。
在《氓》所反映的年代，青年男女的交往还算比较自由，男子虽然以“抱布贸丝”来掩人耳目，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还是公开化的。两人商量婚期，女子让情郎托媒求婚，但媒妁之言也不是那样重要，最终两人自己约定“秋以为期”。当丈夫见异思迁，“二三其德”，“至于暴矣”时，弃妇的做法是“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自己与丈夫一刀两断，离婚了。她对自己的婚姻还有一定的决定权，虽然这种反抗方法显得如此的无奈。
与《氓》相比，《孔》中女性的地位明显下降。诗歌讲述的是东汉末年建安年间的事情，成诗时间可能还要晚于这个时间。在这个时期，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已经非常严重，丈夫可以以“七出”为据休妻。而封建家长制让父母拥有管教子女一切事务的权利，包办婚姻自然也在其中。所以，焦母可以不顾儿子的请求，执意赶走刘兰芝。她大声训斥儿子“汝岂得自由”，一切要听为娘的！儿子尚且毫无权力，女儿和儿媳地位就更为低下了。从《孔》诗来看，男女婚姻肯定不像《氓》中那样自由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男女婚姻中明显占据重要地位。焦母同样可以在不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替焦仲卿重新物色妻子，她拥有子女婚姻的最高决定权。诗中，县令和太守想聘刘兰芝做儿媳，媒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最终刘兰芝面对种种压力，只能选择以死抗争，这种极端的反抗方法本身也显示女性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处境。
当然，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加强，女性的地位自然是每况愈下了，最终几乎失去全部的人权，成为夫权的附庸。
不管是《氓》中弃妇的哀怨凄苦，还是《孔》中刘兰芝的以死抗争；不管是杜丽娘怒沉百宝箱，还是祥林嫂的凄惨命运，我们都能感受女性在重重压力的压迫和种种桎梏的束缚下的扭曲呻吟。可以说，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女性的血泪史。今天，中国正进入更加文明的社会，女性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我们仍要以史为鉴，让女性找到独立的自我，从而营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张 军 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 2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