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雄
认知主义学者认为，学习不是在外部环境支配下，被动地形成的“刺激——反应”连结过程，而是学习者主动获得知识的过程；学习不是简单的练习与强化而形成的反应定型，而是学习者对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加工过程；学习者是一个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的人。基于这种学习的观点，认知主义者认为教学活动包括教与学双方活动，“教”是用来激活、支持和完善学习者内部活动的外部事件；“学”是由于内在经验而引起的学习者行为和知识的变化。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信息的发布者，学生是信息的加工者。
《记念刘和珍君》作为高中语文的经典教材，其真切的感情和独特的结构，曾很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许广平曾说：“《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真是一字一泪，是用血泪写出了心坎里的同声一哭。”然而，鲁迅后人周海婴和周令飞曾做过一个调查，最后发现中小学课堂上普遍存在对鲁迅的种种“误读”，“孩子们不喜欢鲁迅，问题出在老师不会点拨。”本文力图根据二十世纪认知主义理论，侧重从“突破感情线索”这一难点出发，对《记念刘和珍君》进行教学设计，突出夹叙夹议，警策之句的理解这两大重点，由感情而理性，让学生多作思辨，由一个字，一句话，两个词的精到分析而领悟全篇文章，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抓住题中的一个“君”字，教导学生了解作者悲愤感情的缘起。
刘和珍是什么人？鲁迅先生为什么尊称她为君？通过引导，使同学们明了，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而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在生活艰难中，她毅然订《莽原》；在女师大风潮中，她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在三月十八日早晨，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她欣然去请愿；平时，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像这样追求真理，具有斗争坚定性、彻底性，爱国、善良的青年，却遭到反动派的虐杀，遭到反动文人的污蔑。
二、抓文末的一句话，诱导学生理解作者悲愤的激情。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我说不出话，是因为出离愤怒；呜呼……但（反）以此……饱含着无尽的悲愤和内疚。要透彻地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感情，务必要给学生搭桥，桥怎样搭？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全文的总结，更是悲愤之情的极至，它与前文中标示感情线索的“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六句话遥相呼应。弄懂了这六句话的含义与情感，文末这句话的含义与感情就不言而喻了。“我已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联上文，“也”，针对程君的正告而言，刘和珍牺牲所引起的悲痛，非独程君有之，我也亦然。“早”，表明悲痛，并非自程君的正告始，而是早已有之。况且，这种悲痛，与日俱增，以至追悼会上，我无法忍受悲痛的袭击，独自在礼堂外徘徊。“可是，我实在是无话可说。”贯下文，“因为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出离愤怒了”，必然有所行动，于是，便有了我将如何如何的种种准备。“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联上文，真的猛士，敢于面对着反动派统治下的凄惨悲凉的黑暗现实，敢于正视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他们以黑暗现实为悲哀，以改变这种现实、勇于奋斗、献身为幸福，而庸人却将要忘却这些“悲痛者”“幸福者”了。忘却鲜血，忘却仇恨，客观上起到了维持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的作用，而我们却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个尽头！为唤醒庸人计，“我早已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联上贯下，“正”是对上句的强调，“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是对回忆刘和珍生前事迹的开启。“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承“惨象”（虐杀）、“流言”（受人利用、暴徒）而来。自然引出对我们衰亡民族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的揭示，进而通过反复和对比，热情呼唤爆发，呼唤革命。“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说了哪些话呢？从下文看，作者沉痛地回忆了刘和珍等人遇难的经过，愤怒揭露了反动派虐杀爱国青年的滔天罪行。
三、抓第六节中“至多”、“至少”两个词，带领学生领悟作者悲愤之余的理性思考和乐观前瞻。
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纪念”和“揭露”，更重要的还在于总结经验与教训。“至多”恰恰言其少，“至少”正好言其多，两者并列，岂不矛盾？细细想来，并不矛盾，是辩证的统一。前者，针对“请愿”的现实意义而言，作者认为“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体现了作者客观深刻的理性主义者的怀疑姿态。后者，针对“请愿”的历史意义而言，作者认为，“既然有了血痕”，就要浸渍亲族、师友、爱人的心，并扩大开去，留下“火种”，从这个意义上讲，烈士的英灵，同山陵永在，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体现了作者主观激情的浪漫主义者的乐观心态。
因此，文章1、2部分是说写作的缘起，侧重于悲痛的回忆和哀悼，3、4、5部分是记念的主体，侧重于愤怒的揭露和控诉，6、7部分侧重探求死难者对于将来的意义。作者的笔触及到三类人：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爱国青年，处于中间状态的所谓“庸人”和“无恶意的闲人”。他愤怒地控诉了段政府虐杀爱国青年的暴行，痛斥走狗文下劣无耻的谎言，无比沉痛地悼念刘等遇害青年，奉献了自己的悲哀与尊敬。一方面告诫爱国青年要注意斗争的方式，另一方面高度颂扬“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勇毅，激励人们“更奋然前行”。
作者单位：福建厦门海沧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