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鑫１ 杭荣华２ 张静娴１ 朱怡然１
（1．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皖南医学院心理学教研室，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大学生的共情和沟通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各个领域的持续关注。国内对于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的训练仍遵循于传统的共情训练方法，我们通过将传统的、应用于培训全科医师、改善和促进医患关系的巴林特小组技术与教育教学领域研究相结合，旨在探索应用巴林特小组技术培养大学生共情和沟通能力的新途径，拓展巴林特小组技术的应用范围和丰富共情训练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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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巴林特小组，共情训练，沟通
基金项目：2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840005）；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皖南医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项目(皖教秘科[2013]1号)；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大学生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RG201420）。
作者简介：盛鑫（1994—），男，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2012级本科生，专业为应用心理学。
通讯作者：杭荣华，女，副教授。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统计，我国高校在校大学生约有2500万人，大学生人群成为现代社会中新鲜血液，而近些年大学校园不良行为事件频频发生，通过调查发现这些事件背后都受一个核心因素影响——人际关系，因此围绕校园内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关系成为近几年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等多方面所关注的焦点。
李兴慧（2012）[1]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出了大学生在共情、人格和人际关系上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且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相关。陈珝（2008）[2]通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自我评定量表》证明了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共情能力和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其共情能力的状况可以很好的预测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因而共情能力则成为了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的关键影响因素。
而从具体现实来看，我国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现状令人堪忧。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共情能力在大学阶段的变化呈下降趋势，由此引发的大学生沟通不畅、人际关系紧张等突出问题也频频暴露。当代大学生沟通能力不良、人际交往技巧匮乏、沟通方式被动成为了大学生沟通能力中凸显的“三座大山”。汪涛、李敏等人（2011）[3]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传统医学院校缺乏对学生交流与沟通能力的培训，医学生沟通能力仍有明显不足。而导致我国当代大学生共情能力不足、沟通技能缺乏的原因也十分复杂：信息化、虚拟化社会的发展使传统的现实性的、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也逐渐在减少，使大学生缺乏有效而必要的沟通技巧；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独立性和社会性较大学以前更加显著；中国式的素质教育使大学生而忽略了在生活中学习和摄取人际交往的技巧与方法，导致了大学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不适应性。除此之外，不同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和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都使个体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和特质，特别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教养方式使其在家庭环境中缺乏与同伴进行共情和沟通的锻炼。
在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所接待的学生来访咨询中，咨询者所询多数是关于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与他人沟通不畅、不能理解他人的行为或被他人理解、人际关系冲突与紧张等几个主要的方面。这些问题常常暴露出来访者缺乏倾听和理解他人、难以以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以自我中心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共情能力不足的典型表现。
国内对于大学生共情培养技术尚不成熟，而巴林特小组技术在职业医师和心理咨询师共情能力的培养上发挥显著的作用。通过将两者相互结合研究，弥补了该领域交叉部分的缺失，借鉴巴林特小组技术在医师拓展了巴林特小组技术在高校中的应用，为培养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本课题也就根据这一思路和方法进行相关研究。
1 共情及其相关研究
早期关于共情的定义多基于其哲学的基础，其研究方法也主要依赖于测量学的发展。而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脑科学技术不断成熟，研究者开始通过对其结构或成分的探讨来定义共情，这催发了不同学派产生的关于共情的不同理论及模型。Decety和Lamm等人（2006）[4]提出情绪共享理论；R.Carkhulff和Pierce对心理咨询过程中共情性行为反应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共情的五水平说。除此外，还有观点采择（Decety & Jackson，2004）、心理理论（Singel，2006）等多种关于共情的理论。近年来，有关共情的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向。如V reeke G. J.和 Van der Mark IL等人（2003）[5]就认为应该将共情放在人际交往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这样不仅可以从新的思路中获取对共情的理解，更能了解共情在具体的环境中的影响因素。这些新的思路、新的方向把学者的研究方向从研究共情内容的本质扩大到了研究共情所应用的相关领域，进而催生出了各种新的、有关于共情研究的理论与模型。
关于共情干预的研究，Goud.N.H等人（1975）对大学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共情干预训练，用Carkhuff辨别力量表调查大学生的共情学习能力和保持能力。通过控制组和实验组两组对照进行共情干预训练，结果表明后测得分接受共情干预训练的实验组明显高于未接受共情训练的控制组；Hatcher.L.S等人（1994）[6]通过使用Davis的人际反应性指标（IRI）对72名高中生和32名大学生在完成标准化的同伴促进技能训练（PFST）进行前后测，结果表明大学生训练组参加训练的学生比没有参加训练的控制组具有显著性差异。
国内学者关于共情的研究多沿用国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对于共情的概念、界定以及其构要无特别新的思路和方向。郑日昌、李占宏（2006）[7]通过总结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与国内现有成果进行对照，指出了国内对共情能力的研究局限在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领域，在心理治疗领域的研究并不多见。何方敏、孟繁洁、刘溪（2012）[8]通过对护理硕士研究生的调查发现沟通与共情能力具有相关性，提出通过一定的有针对性的训练改善护理临床工作者的共情能力从而提高沟通能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共情的相关研究已经颇为成熟，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共情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讨论，而国内学者多注重共情干预的训练与运用。但国内近十年开展的对共情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一般性共情和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国内学者对共情的研究和干预还较多地局限在儿童领域，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虽然国外学者发明了一系列对共情能力干预的训练方法和技术，从认知、行为和情感等多方面对共情能力进行研究，例如国内外学者多采用的情境讨论法、共情反应示范和角色扮演的方法等，但有关共情能力的训练基本集中在儿童时期，大学生及成人以后的研究并不多见。
2 沟通及其相关研究
作为共情能力中最重要的体现、维持人际关系发展的必要手段——沟通，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对共情能力的培养和人际关系的发展。SarahTrenholm（2000）认为，沟通能力是用个体有效的和在社交上适当的方法进行沟通的能力。在我国加快高等教育教学发展的进程中，大学生人际沟通问题是大学生健康成才、全面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譬如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事件、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校园杀人案等，均是缘起与人际沟通障碍，因而在研究大学生共情能力的同时，应将沟通能力作为其中重要一部分纳入研究范围。
国外对沟通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沟通的研究也广泛地存于政治、哲学、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多个领域，相关文献与著作成果颇多在此不多作引述。国内学者张淑华（2002）[9]总结出历史上人们对沟通的研究总体上有两种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演绎，一是自下而上的归纳，并对人际沟通研究方向做出了新的展望。卓成霞（2005）[10]在其论文中全面地论述了当代大学生在沟通上存在的问题、沟通方式，并结合新的方向对大学生沟通有效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国内外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于沟通能力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成熟，尤其是国内学者将大学生沟通及其培养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结合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与现实社会背景来探究沟通的影响因素和改善人际沟通的技巧。鉴于国内外对于沟通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为本研究提供了相对较好的理论基础，我们将把沟通能力作为大学生共情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与巴林特小组技术相结合进行研究。
3 巴林特小组
巴林特小组是匈牙利精神分析学迈克尔·巴林特于1950年组建的用于训练全科医生、旨在以病人为中心、促进医患关系和医师共进的小规模团体讨论组。其技术内容简单概括就是小组成员采用报告个案的方式呈现，提供案例的医生表述与该患者见面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小组成员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感觉、疑惑和躯体感知。小组主要关注在讨论医生与病人或是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并注重在这互动过程中的情绪与感觉的体验。这种移情与反移情的呈现有助于对病人或来访者的理解。巴林特小组最初用于训练全科家庭医生，目前也扩展到一些同质性专业群体，如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等[11]。
国外对于巴林特小组技术的理论研究多限于结合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而进行的分析，而更多的是针对巴林特小组在应用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国内对于巴林特小组工作的开展发展较晚且多参照国外巴林特小组发展的模式和经验。巴林特小组的工作模式最早在2003年由德国专家引进中国，在综合性医院中得到初步应用，特别是中德班、中挪班的培训项目也对其作出引述[12]。目前我国引进巴林特小组技术多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其他领域较为少见。杨辉（2007）[13]在其《巴林特小组》文中阐述了关于巴林特小组技术的基本概念、操作技术、国内引用及发展等相关内容。骆艳丽、吴文源等人（2010）[14]将巴林特小组技术运用在医学院精神科医师和研究生教育中，通过教学实践得出学生普遍能够在活动中提高沟通与共情的能力，有助于解决在医患关系中遇到的难以处理的问题。杨国荣（2013）[15]首次将巴林特小组技术运用在高校教师团队中，并且阐述了巴林特小组应用于高校的必要性和功能性：通过定期的小组活动，不仅有助于推动对学生关系和师生关系的理解与思考，还能帮助教师释放负性情绪，缓解职业倦怠，预防职业耗竭。
4 巴林特小组技术的具体实施
前期选取我校500名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量表筛查出在共情与沟通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上有不足或缺陷的大学生，选取40名，将其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各20名，对实验组开展每周一次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对照组不参与任何活动；最后在8周的巴林特小组技术干预后对两组成员进行共情与沟通能力的评估，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统计与分析，提供横向与纵向对照评估，分析巴林特小组技术对改善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的效果。
巴林特小组成员由1名督导师和20名成员组成，每次活动由督导师主持，由1名成员报告一个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发生在身边的案例；报告人报告结束后，由成员对案例中的细节向报告人进行提问，报告人给予回答或解释；提问结束后，汇报人回避，其他小组成员讲述报告人讲述的案例给他们意识或者潜意识层面带来什么感受；当报告人听完所有人都感受感悟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感悟；最后，由督导师和全体成员进行一句话总结。
全部过程约经历一小时左右，在小组活动中，个成员通过报告人的分享，切身地作为来访者的咨询师进行共情，充分地体会来访者的情绪情感，尽量使自我与来访者自我进行同一，以便能更设身处地地为来访者思考。通过多次的巴林特小组活动，参与活动的小组成员主观表达出对自我体现的重新认识，能够更加设身处地地与他人进行换位思考，共情及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有明显提升。
5 巴林特小组对改善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的作用
首先，通过巴林特小组技术应用的前期工作可以探明影响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的影响因素，丰富共情能力的内涵、结构及测量研究。通过对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与探讨，能够获得我校大学生共情能力的基本概况以及对其共情能力影响的因素，这对于共情研究本地化有一定的贡献。基于研究结果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对我校大学生共情能力进行干预改善。
其次，沟通作为共情能力中具有影响意义的组成部分，通过巴林特小组技术，在培养共情能力的同时也会得到相应的锻炼，对大学生沟通能力具有显著而有效的改善；而沟通能力在不断得到锻炼与强化的同时，也能促进共情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都能对大学生人际关系产生促进作用。
最后，鉴于巴林特小组在培养医务工作者沟通与共情能力、促进医患关系上卓见成效，通过迁移运用巴林特小组技术来改善大学生的沟通与共情能力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共情提升和亲社会行为，进而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和谐稳定关系的形成。因此，本研究着重对巴林特小组技术在改善大学生共情与沟通能力方面进行探究，以寻求在改善大学生共情能力、促进人际沟通和亲社会行为方面新的途径与方法。
另外，巴林特小组技术对我校大学生进行共情干预训练的研究，不仅是巴林特小组技术的扩展运用，使其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发挥效用，也是对巴林特小组组建之初运用的本意的一种体现——即对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培养以增强其在今后临床工作中处理医患关系的能力和降低产生职业倦怠的风险。
共情作为一种情绪反应能力，是指大学生够设身处地识别、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并进一步作出相应的应对行为的能力，这会对大学生人际沟通和人际交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和谐，对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大多数关于共情能力的研究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共情能力作为社会智力的延伸和拓展，其研究不可能离开具体的文化背景。在中国文化背景和具体现实情况下，可能会呈现与西方研究不同的地方，因此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共情能力的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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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李兴慧.大学生共情、人格与人际关系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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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汪涛,李敏,孙鹏,冯正直,张夔.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1(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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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V reeke G.J.， Van der Mark IL. Empathy，an integrative model[J].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003 21: 17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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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杨国荣.巴林特小组在高校中的应用[J].科教导刊,2013,5:34-35.
［责任编辑：杨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