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凤
（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摘要：中国传统译论如中国文化般源远流长，与西方译论相比，它独树一帜，有其独特的形成和发展特点，并具有延续性。在译学研究多元化的背景下，中国译论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中国传统译论应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基础，顺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趋势，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发展，以为译学研究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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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理论；梳理；挑战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14—02
收稿日期：2014—06—15
作者简介：梁春凤（1976— ），女，广东湛江人。广东培正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一、中国各个时期的翻译理论
（一）古代佛经翻译理论
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从东汉一直持续到唐代。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不但译出了浩瀚的经书，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思想。支谦是我国翻译史上最早的主张直译的代表，他主张译经必须“弃文存质”；道安也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鸠摩罗什与以上两位翻译家刚好相反，他主张意译，强调翻译必须如实传达原作的文体，在“信”的基础上追求“美”，使译文达到“信”与“美”的和谐统一。 而玄奘的译经主张“既须求真，又须求俗”，他既不赞同支谦、道安等人的直译，也不赞同鸠摩罗什的意译，而主张直译与意译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在中国第一个翻译高潮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直译、意译两个不同的派别。
（二）近代西学翻译理论
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人物看到中国的积弱和外国的富强，开始思考并寻求救亡强国之道。他们通过大量翻译从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知识，培养精通外语的科学人才，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翻译高潮。其中，最著名的是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同一时代的林纾虽不通西文，却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在翻译《黑奴呼天录》时确定了“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不亡失”的翻译思想，后人将其归纳为“神会、步境、怡神”。
（三）“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理论
“五四”新文学时期的翻译界出现了一场“翻译标准”的论战，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瞿秋白、梁实秋等参加了这场论战。鲁迅提出了著名的“宁信而不顺”，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坚持直译原则。瞿秋白提出了“读者概念相等”的翻译原则，主张“信”与“顺”的统一，比西方翻译理论家的“等值”、“动态对等”等理论还早了半个世纪。瞿秋白的翻译思想还有一个贡献，即他认为借助翻译可以推动中文改革，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而翻译论战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梁实秋等人则提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等观点。思想的不同碰撞出理论的火花，因而将翻译论战推向高潮，震撼了整个文坛，也推动了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的发展。
（四）抗战后期的翻译理论
在抗战后期，当时的翻译家开始反思翻译问题，并对翻译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较为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林语堂、朱生豪、陈康等。林语堂提出“翻译即艺术”，“翻译要注意文字之美，即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而翻译的审美标准是“传神达意”，他的《论翻译》一文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陈康以哲学的眼光提出“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翻译原则，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见解相吻合，可见，鲁迅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中凝练的翻译思想已闪耀出哲学的思辨性。
（五）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重视翻译及翻译理论建设工作，召开了翻译工作会议，为全国的翻译和翻译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在翻译工作会议上，
董秋斯全面论述了建立完备的翻译理论的重要性，茅盾做了纲领性的报告——《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斗争》，并在报告中提出“意境论”。傅雷是这一时期杰出的翻译家，他以美学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完整的“神似说”。与“神似说”同时期的还有钱钟书赫赫有名的“化境论”，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翻译理论上的延伸。
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国的交往不断加深，推动了翻译事业的繁荣。大量的外国翻译理论在给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补充养分的同时，也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其面临着各种挑战。
（一）很多翻译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理论意识不强，学术基础薄弱，难以自成体系
在探讨建立翻译学的过程中，众多学者认真、严谨地思索并考察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优势与劣势，并与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比较，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理论意识不强，学术基础薄弱，难以自成体系。董秋斯先生认为，中国1000多年的翻译经验只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的经验之谈。［1］王宏印也指出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三个缺陷：一是理论意识不强，需要拉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二是基本范畴缺失，影响了理论体系的建立，导致无法形成不同的译论学派；三是学术基础薄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缺陷。［2］穆雷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缺乏明晰的概念与严密的范畴，重意会不重言说，没有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强调个体的经验和感悟。［3］
中国传统译论之所以会具有上述的这些特点，与中国文字、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重意会，中国传统文化重人文学科，因此，中国传统译论往往以哲学而非科学、以美学而非宗教为理论基础；以综合感悟而非逻辑演绎为思维特征；以定性描述概括而非定量分析建构为理论形态特征；与其相关的语言观是人文主义的，而非科学主义的。［2］中国传统译论这些感性而非理性的特征，在翻译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在“科学性”十足的西方译论的冲击下，很快被边缘化，其价值也渐渐被忽视了。
（二）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已发展到顶峰，难以突破其原有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模式，无法再继续发展了
建立在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经过了100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巅峰，在其原有的研究模式与研究方法之下，已难有突破。对传统翻译思想的深入思辨也很难在已有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理论上创新，研究者在传统译论的研究方面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很多学者认为，传统译论已发展到“晚期”，其中各种要素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进入了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2］因此，众多翻译研究者将眼光投向西方的翻译理论，沿着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方向，分析翻译的各种不同内涵和本质。
三、结语
尽管中国传统译论面临着西方译论各方面的挑战，但是，近年来外国翻译流派思想的大量引进却未能在整体的框架系统建设上对中国译学建设起到预想的促进作用。［4］陈福康也提到过，有一些译论文章使用很多玄乎其玄的“新术语”，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1］除此之外，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思路在触及后现代问题之后，理论形态不可避免地形成悖论式的思维，可能让人无所适从。［5］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传统译论在译学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整理其脉络，挖掘各翻译大家学说的关联性，强化中华思想的价值，使其在译学研究的多元化背景下继续发展。已有学者尝试用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研究翻译，也有学者尝试以太极之哲学研究翻译。“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发展到极致的翻译美学理论如果能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为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视角，也为中国的译学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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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3］孔祥立.对中国传统译论几个问题的再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1）.
［4］陈飘平.中国传统译论对于译学建设的积极意义——以“信达雅”翻译标准为例［J］.上海翻译，2012（2）.
［5］蔡新乐.中华思想视角下的翻译理论初探——兼论西方“原型”翻译思想［J］.中国翻译，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