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玺
摘 要：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是近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一部力作，对后世的《世说新语》研究影响深远。他侧重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注疏，以发掘《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从训解文字和考证史实两个方面对《笺疏》进行研究，考察其独特之处，以期展现余嘉锡的学术成果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世说新语笺疏》 余嘉锡 史实
余嘉锡，字季豫，别署狷翁，湖南常德人。一八八三年生，一九五五年卒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史学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参加乡试，高中举人，其后被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民国时期，曾任北京各大学教席，教授目录学、古籍校读法等课程，后长期执教于辅仁大学，担任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凭借《四库提要辩证》，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四库提要辩证》被称为是“中国目录学史上一空前巨构”[1]。
《世说新语笺疏》是其另一部力著，是近代研究《世说新语》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的创作始于一九三七年，直至作者去世的前两年，一九五三年。历经十七年之久，这“十余年间，几乎有一半时日用在这部《笺疏》上了。惟平生写作，向无片楮笺记，全凭记忆，随笔而下，自谓‘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瘁。’”[2]
《笺疏》以考证史实为重点，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增补原书之不备，阐明刘孝标注中简略隐晦之处；另一方面则对记载不实之处加以驳正。同时，还汇集了众多名家的评注，“笔录李慈铭的校注、程炎震的笺证、李祥的笺释以及近人谈到的有关《世说》的解释”[3]，在此基础上或发展前人的观点，或是提出新的见解。总之，余嘉锡运用各种方法来考案史实，意图还原魏晋士人的言行、思想以及社会风俗、习尚。这种侧重从历史角度笺疏《世说新语》，通过考证辨别虚实，努力发掘其史料价值的研究方式，正是《笺疏》的独特之处所在。以下通过训解文字和考订史实两部分，来考察此特色。
一、训解文字，探寻真实
训解文字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是作为传统注疏的内容之一，作者往往藉此来解读原文，考察晋人的用语习惯，甚至在字里行间中探寻历史真相。
如《言语篇》“陆机诣王武子”条，陆机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4]其中“千里”“未下”二词，历来为人所争论。余嘉锡通过辩驳他人的观点，来逐步辨析词义、疏解原文。他首先借用黄朝英的观点来否定了历史上普遍的两种说法：一是“千里”和“末下”均为地名，一是说“千里”用来形容地广。黄朝英认为前者与句意不符，是为妄说；后者也不正确，因为原文“千里”是用来修饰莼菜的，而不是莼羹。他认为“千里”指吴郡与洛阳相隔的距离，吴中莼羹自然可与羊酪相匹敌，但地方遥远不能保证其原有的极致美味，所以说是未下盐豉的莼羹。意思是莼羹更美味。
但余嘉锡并不同意黄朝英对“千里”的解释，尽管黄氏的句意理解正确，余氏认为“千里”应为地名。他先列举了严有翼和王楙的观点，严氏认为“千里”是湖名，王氏认为“千里莼”是固定词。余嘉锡先追溯了“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一句的出处——《郭子》，原句是“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世说》此句引自《郭子》，因嫌其语意不明，所以增加数字以明其意。余氏认为“六朝、唐人均以千里莼为一物”，杜甫诗中以“岷下”对“千里”，可证明“千里”为地名。那么千里究竟是何地呢，一说是在溧阳县，一说是在华亭，但究竟是何地，史料并未明确记载，已无从考证了。其后，他又从《齐民要术》《食经》所记载的莼羹的做法，推知一般莼羹是需盐豉的，如此便可理解陆机的言外之意——“莼味尤在酪上”。他不仅考证“千里”之意，诠释了陆机的言外之意，而且又探讨了此条被误读的原因。宋刻本把“未下”误刻为“末下”，于是异说纷起，后人又把“末下”称为“秣陵”，一字数变，穿凿附会，也就离本意渐行渐远了。最后在结尾引用了徐树丕的观点，以作总结。
不仅如此，余嘉锡往往从看似平常的词语入手，旁征博引，以小见大，或探寻词义的演变，或管窥魏晋的社会生活风貌。
《雅量篇》第十八条，“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5]。余嘉锡考察了其中“伧”字的复杂涵义：其一，不分地域使用时，意指粗俗；其二，孙权建都武昌，吴人自名上国而鄙视楚国，骂楚人为伧；其三，汉末至东晋南渡以来，居住吴地的中原旧族称后来南渡之士为伧；其四，中原人与楚人杂处于江、淮之间，被称为杂楚，吴人又称其为“伧楚”，为区别九江、豫章的楚人则称其为“傒”，而对于荆州之楚人，不在有所指目。“伧”字的使用范围，从笼统地不分地域，缩小到吴人鄙薄楚人所称，又转为过江之初吴地大族称呼南渡士人之语，而由于南方地域的不同，又细分为“伧楚”“傒”等。排外的民族心理尽显在晋人口语之中，被历史的波浪冲刷，沉寂于史料，期待着重见天日。而余嘉锡作为发现者，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形势环境的变化及民族心理，佐之史书，界定含义，从而来揭示这种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在融合过程中的排外和摩擦。
二、考订史实，增补不备
（一）辑录异文
《世说新语》记载的故事，见于其他的文献材料，往往有异文出现。这些字句上的差异，有时甚至表现为人物或者故事情节的不同。有些故事，因史料有限，已不能判断其真实性，余嘉锡便通过辑异，以备异闻。
如《言语篇》第四十三条，“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6]同一事件在《郭子》中主角换成了杨修和孔融。而《启颜录》中作“晋杨修答孔君平”。余嘉锡认为杨修并非晋人，晋代也没有同名者的记载，所以《启颜录》中的记载是有误的。敦煌本《残类书》中所记之人是杨修和孔融，情节稍有差异，为二人对食杨梅所言。这些不同的记载“皆一事而传闻异辞”。再如《品藻》“桓大司马下都”条与《殷芸小说》所载事件的人物语言有异，《夙惠》“宾客诣陈太丘宿”条与袁山松《后汉书》所载事件的人物有所差异等。
异文往往是考证的契机所在，传闻之异，总有是非曲直之别，而若有充足的文献，便可在辑异的基础上进行考辨，余嘉锡便利用异文进行积极的考证，探查历史真相。关于许允之死，史载不一，《贤媛篇》第八条记载许允为司马师所杀，刘孝标所引《晋诸公赞》也称许允被幽杀，而《魏略》《魏志》则称其徙边道死。余嘉锡根据《魏志·毋丘俭传》注所引毋丘俭等人的表奏，“虽云流徙，道路饿杀”，以及裴松之对许允之事的考证：“允收付廷尉，徙乐狼，追杀之。”推勘出许允实为司马师所杀，并非徙边道死这么简单，其背后反映的是动荡黑暗的政局：“盖师以允与李丰交结，事出暧昧，所坐放散官物，又罪不至死，故使人暗害之，讬云道卒。”他并未止步于此，又进一步探查了异文产生的原因，“鱼豢、陈寿，多为时讳，亦不敢著其实。傅畅书著于胡中。无所避忌。孙盛书则作于东晋，为时已远，故皆得存其直笔耳”[7]。
再如，《言语》“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条，余嘉锡发现《高僧传·帛尸梨蜜传》与刘注所引《塔寺记》有异，在高坐道人冢边立寺者，一为晋元帝，一为晋成帝，余氏根据尸黎密的卒年推断立寺者应为成帝。[8]如此，则今本刘注引文有误。
（二）考证时间和地理沿革
余嘉锡注重《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明确地表现为他对《世说》所载事件做出了时间定位，甚至有补史之失载的功用。《言语篇》“挚瞻曾作四郡太守”条及刘注所引《挚氏世本》记载了建兴四年，第五猗与挚瞻抗拒王敦，后反被其害一事。而《晋书》《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不详，余嘉锡以《挚氏世本》考之，认为“《晋书》及《通鉴》九十一竟不言瞻所终，则未考孝标之注也。瞻为王敦参军，当在建兴四年以前”[9]。重新确定了此事时间，建兴四年，挚瞻、杜曾与第五猗抗击王敦，第二年八月，第五猗与挚瞻同被王敦所杀。
余氏认为“凡考史事，须明其地理”，所以在书中“征引史志，参互考证，以著其疆域，明其变迁焉”[10]。如他对“金城”“上明”“华亭”“柯亭”“北邙别馆”“支遁墓”“郭璞墓”等地的考证。
余氏有时并非单纯考订地理方位，而是根据地理沿革对史实做出进一步的推考。《世说新语》杂采诸书而成，但究竟采自何书，它们又产生于何时，史无明文。但在《排调篇》“头责秦子羽”条中，余氏便据文本中地名的差异，结合行政区域的变革，推测出刘义庆所据之书的大致时间。据《晋书·地理志》载，武帝平吴后，分南阳立义阳郡，惠帝时，又分南阳立新野郡。由于注文所引张敏的《头责子羽》创作于泰始元年，平吴之前，因此两称“南阳”。而刘义庆原文称为“义阳”，而不称“新野”，由此可知其所据为晋初之本。
（三）考证史事
余嘉锡对《世说新语》中所载历史事件的考证，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联系，从一个故事点出发，连接相关的记载，从而呈现出一种“治中古史的恢弘格局”[11]。
《言语篇》“桓玄义兴还后”条中，言及司马道子挫辱桓玄，谢景重为桓玄解围一事。余嘉锡从此事切入，考察谢景重解围的原因，从而勾画出东晋末年的政坛风貌：桓、谢二族的此消彼长以及互相牵制的微妙关系。
关于谢重为桓玄解围一事，李慈铭曾对此大加批判，认为谢氏一族对待桓氏是颇有私心的，“终怀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12]。为了探求此事的缘由，余嘉锡考察了谢安对桓氏一门的处置。淝水之战后，桓冲去世，有人提议让谢玄取代桓冲的位置，出任荆、江二州刺史，而谢安没有应允，“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13]。（《晋书·谢安传》）谢安顾念桓氏一族为国的贡献以及他们骁勇善战的能力，又忌惮他们反叛，更不愿将谢氏推向风口浪尖。任用桓氏一门，既能消除他们的怨气，又能牵制他们不至于勾结谋反。如此一来，不仅有助于谢氏的兴旺，而且有利于维持国内局面的稳定。这是谢安生前的谋略，那么他死后呢，谢氏一门是否沿用此策略呢？
余氏又考察了桓玄的仕履经历，谢安生前，桓玄未能出仕，直至谢安、谢石相继去世，桓玄才在二十三岁时，被感激桓温知遇之恩的王珣引用为太子洗马。然而他沉沦下僚，始终不得志。余氏推断“（王）珣仍握选政而不能救，是必出于谢琰之意”，“玄之不得志，始终为安兄弟父子所扼”[14]。而此次解围也是“祖述安之意旨也”，谢氏应对桓氏的计略是，不可让其手握大权，同时也不能“激之生变，如庾亮之于苏峻，小朝廷何堪再扰乎？”[15]可见谢安对处置桓氏的良苦用心，尽管随着谢氏的衰败，最终没能遏止桓玄叛乱，但对于维持一定时期政局的稳定起到了效果。那么李慈铭所谓的“盖王、谢二族，世执晋柄，终不顾己之私，莫发不臣之迹”，这等不能审时度势的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再如，余氏通过分析《方正篇》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八条所载不同姓氏间的通婚情况，考察当时世族的沉浮。通过《德行篇》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所载王子敬、殷仲堪等人对五斗米道的信奉，来考察五斗米道的流传发展以及对士族的影响。
如果说前人的注疏仅仅是为《世说新语》的文本作注解，那么余嘉锡的《笺疏》则是在文本的基础之上，对史事进行牵连钩沉，从而充分发掘《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他所还原的魏晋时期的士人风貌和社会风习，无疑增加了此书的历史厚度和纯度。
注释：
[1]吴相湘：《民国百人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53页。
[2][3]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第2页。
[4][5][6][7][8][9][12][14][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第424页，第123-124页，第794页，第119页，第180-181页，第183页。
[10]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13页。
[11]吴冠宏：《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之诠释特色及其文化意义初探》，成大中文学报，2008年10月，第22期，第21页。
[13]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81页。
（张玺 河北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5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