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侠
【摘 要】以移动手机为终端，以“推特”等社交网络和微博、微信为主要交往方式的互联网3.0时代，已经造成了人们社会互动和交往语境的重大变迁。在没有人直接监管的境况下，就使得“君子如何自处“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从现实情况看，普通网民在虚拟性社会网络空间互动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心理偏差。高校是“新媒体代表人士”集中的地方，为了实现党对网络舆论斗争与融合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应该带头进行社会角色的重建，惟其如此，才能在消弭负面印象中为和谐网络、法治网络的建构和共圆中国梦，推进“四个全面”中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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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印象整饰”；理论视阈；“新媒体代表人士”；社会角色
社会认知表征着社会生活中无数个“现实的个人”相互把“他者”当作自我认知对象的社会互动的过程。当“我”发现“他者”把自己当作认知对象，并且形成了对“我”不利的印象时， “我”就会通过社会角色的重整，以期扭转在“他者”心目中形成的既有“刻板印象”，从而使“他者”重新获有“我”所期待的新印象。这种社会现象就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说的“印象整饰”。①基于这一理论视阈“观照”不难发现，在移动手机终端为主要互动介质的互联网3.0时代，针对“自媒体主体”即活跃于网络上的广大网民，就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社会角色的重建问题。因为网络社区是一个虚拟空间，在这个世界里徜徉的亿万网民，他们所遇到的语境和传统前现代的农村社区或者现代化的城市社区相比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新的网络语境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三无性”②：即无前现代家长或乡贤等血缘、地缘长者的榜样示范；也无现代化工业社区业缘关系中CEO们在身边的指挥调度；更无科层制度下行政权威在旁边的耳提面命。在网络空间里，尤其是3.0时代的微信圈子里，呈现的是关系平等、信息互馈、信道全通、结构碎片，因而是以“信缘关系”为基准的“原子化”的“一对一”的社会互动新形态。由于“我的地盘我做主”，这就把“君子不欺于暗室”和“君子慎独”的如何自处的问题豁显了出来。显而易见，作为“低头一族”的新媒体人员，由于社会互动的方式是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状态，其“社会控制”的方式也就从过去年月的“他律”为主，整体优先的“集体性约束”变成了微观性、自律性、主动性特征非常突出的个体层面的自我控制。如果散在化的网民缺乏对上述互动语境变迁新势态的自觉把握，他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互动中产生各种心理和行为偏差，从而在个人行为失范中给网络中的“他者”造成负面的印象。
常见的网民心理偏差和角色失范大致有以下六种：一是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自卑心态的加重和“屌丝”形象的日益突出。从众心理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希首先发现的。在网络世界里，它专指普通网民在和“意见领袖”的互动中丧失个性而盲目追随意见领袖“说法”的行为。从众心理的本质就是众从权威。由于少数网络大V掌握了社会互动和劝导说服的技术，普通网民对他们的意见往往趋之若鹜。再加上互联网这一“利器”，更容易造成网民的匿名感，这就极易放大“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所揭示的舆论生态的失衡弊端。这就是网络舆论资源和话语权配置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即能够发出声音的网络大V的观点越来越走红和普通网民的想法越来越没有市场的强烈反差。二是“旁观者效应”造成了一大批“掷板砖者”。网络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关系”。“弱关系”的文化底蕴是一种超越“为仁作义”的“熟人文化”④价值取向而臻至于契约精神的“生人文化”。鉴此不难发现，自觉置身于网络虚拟社区，恰恰是自我提升和培养人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的极好机会。但在启蒙意识还没有被国人普遍内化的现阶段，失去“他者”监管的无数个“生人”凑在一起，就容易产生“众声喧哗”“坐山观虎斗”的“打酱油”心态和看客心理。譬如，一旦在某一时间节点有网民在网络中传播了在“线下”发生的群体事件，网络受众也由于这种心理作祟而弱化担当意识，并在相互麻痹中强化一种错觉，即“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因而与我无关，从而延误了做出理性决断、为解决问题而建言献策的黄金“窗口期”。和社会网络“强关系”所彰显的“熟人文化”比较，这种超越时空的“弱关系”状态极易诱发责任分散心理。责任分散造成了一大批“线上做鬼，线下做人”的双面人。这些人一旦在网上“冲浪”，就容易产生许多在线下熟人文化圈看起来匪夷所思，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举止，从而适足“成就”他们无厘头“恶搞”的角色形象。三是“剑走偏锋”的“群体极化”造成了网络的“失聪者”不断出现。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知，我国网民具有低年龄段、文化程度低、闲暇充裕、心智尚待完善、体验式认知冲动强烈和追求一时快感动机明显等诸多心理特点。这就容易造成一种群体极化( Group polarization)的心态。所谓群体极化，就是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一个人决策时更加不理性和更加极端的决定。立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维度看“群体极化”，问题就转换成了网络舆论斗争和意识形态磨合中所形成的或右或左的思想倾向。恩格斯指出， “两极相通”。鉴此，右和左，尤其是极右或者极左，二者在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以否定现行的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为能事。这就造成了一批丢掉实事求是的智慧和与真理擦肩而过的网络失聪者。所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在网络世界里并非真理。究其原因，就是群体极化使他们远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这个中华民族的第一软实力。四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网络暴民形象比较普遍。和前现代或者现代化阶段的社会运行相比较不难发现，作为后发型国家的中国，从西方引进互联网这个利器时，的确存在着监管滞后的情况。毋庸讳言，没有网络化，就没有现代化，但没有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也就没有健康和可持续性的网络生态的良性演进。和传统社会运行之方向整合机制（需要智慧理性），组织控制机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动力支撑机制（需要广大草根“政治积极性”的调动和“首创精神”的发挥）三者协同一致，和谐匹配的良性局面相较⑤，在我国现阶段的网络世界里，的确存在“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对网络意见领袖而言）和“乱拳打死老师傅”（对普通网民而言）非理性化的现象。中央网信办网络评论局负责人姚俊梅认为，网络不是一个耗散结构，因而不能任其乱象长久存在下去。因为缺乏智慧启迪和方向引导以及组织管控的网络世界，必然会带来发展的风险。五是群体逆反心理所导致的“砸锅党”形象也比较突出。所谓群体逆反心理，就是一群人对某个事物或者某个观念的原正当性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走到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上去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在网络虚拟社区里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六是排解宣泄心理导致网络世界成为负能量的集散地。一些“搅和”其中，乐不思蜀的网民，就落了个 “网络喷子”的恰如其分的讥评。“网络喷子”专指那些不负责任的发帖、转帖和跟帖者。而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又和标题党擅长“眼球经济”和“注意力营销”的炒作手法难脱干系。标题党深谙选择性注意的宣传心理机制，也极为熟稔后现代网络世界人们重“看“不重“想”的哲学心态的微妙变化，他们专门在网络上利用各种图文并茂和极富创意的标题吸引懒于思索的网民的眼球。结果诱使网民上当。这些网民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和一个子虚乌有的靶子作战。譬如，2010年9月6日，某网民看到一个网帖，里面说“各地教材大换血”，据此便想当然地写了一条微博，说了一句“鲁迅大撤退”，9月8日，某媒体报道了这条微博，题为《网友热议高中课本大“变脸”》。某门户网站置顶推荐了这篇新闻，并且把标题改为《各地语文课本删除大量经典文章鲁迅作品大撤退》。后来就引发了大讨论，各种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出来，并且持续了一两年时间。没有话题制造话题带来的可怕效果，就是大量伪民意对真正的人心所向的遮蔽。如果政府看不到民心之河上泛滥出来的这些泡沫，就有可能在丧失政治和战略定力中被伪民意绑架而做出错误的导向。
党在九十多年的社会整合之“宏大叙事”中，早就形成了“舆论早行、价值领先、思想开路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⑥。2013年8月19日，同志更是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基于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情势下，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新媒体语境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⑦。笔者认为，站在社会唯名论的视阈看问题，要实现上述三权诉求，就必须把培育大量具备一定新媒介素质的“新媒体代表人士”作为重点。相对于数亿普通网民，这些人应该是网络世界的精英，概而言之，他们至少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媒介素养：一是他们必须是自觉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忠诚服从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价值引领者和思想行动者。二是他们必须是严格遵从网络安全法律规范和伦理原则的 “游戏规则”的守护者和网络有序格局的维护者。三是他们也必须是能够在守土（地域文化价值）有责、守门（部门和行业文化价值）有责、守业（本职工作价值）有责，且能够自信满满地发出中国好声音和讲出中国好故事的行家里手。鉴此，结合同志2015年5月18日至20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新要求，再联系笔者身处高校知识分子数量最多，正能量相对富集，网络“自干五”即网络红色大V队伍庞大的校园文化环境，特对“新媒体代表人士”提出社会角色重建的三点建言：
首先， “新媒体代表人士”要扬弃士大夫习气，争做互联网时代的新君子。面对网络舆情汹涌和网络意识形态线上较量风口浪尖的情势，打定主意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超然态度，从来不看帖，从来不转帖，从来不发声。这就是环球网总编辑朱研所说的士大夫习气。笔者以为，新时代的新君子就是要有干预生活、触及问题、揭橥矛盾的勇气。这就要在平衡好罗斯所说的知、情、意三个心理元素的基础上做好自我管控⑧，像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麦格尼格尔要求的，把“我要做”（我倾注于当下工作的内驱性热情）“我不要”（我规避犯法冲动的自律性意志）“我想要”（我实现生活目标的前瞻性理想）三个变量高度整合起来。这种整合，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君子仁人坚持的“天理”（自我内化形态就是“良知”）， “人情”（自我内化形态就是“良能”）“国法”（自我内化形态就是“良意”）三元整合等边三角形之文化心理内隐性秘密结构的建构。笔者认为，惟其这样的心理建构，才会在克服剑走偏锋中成为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诠释者和传播者。
其次， “新媒体代表人士”要扬弃形而上学“单向度”的思维定势，在思想方法上树立起中庸和谐的思维路向。“中”就是“叩其两端用其中”。“庸”即“用”也，亦即“六合之内”的百姓日用是也。两个字联用，表现了中华软实力的第一要件，这就是崇尚和合、看重实际、重视实践、重视民生的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从以往的网络虚拟社区的两极误区可以看出，许多剑走偏锋的媒体人之所以走向人生的麦城，就在于缺乏这种中庸情怀。如何培育中庸情怀，如何做大网络红色大V的生存发展空间，如何消弭网络虚拟空间的灰色地带，如何建构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网络虚拟社会的统一战线，以便使得广大网民能够在共圆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推进中实现人生的理想，就成了具有中庸美德的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伦理责任。
最后， “新媒体代表人士”还要在网络评论的实践中展示文化自信的情怀。自信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的个人效能感的生成。它是和以往积极进取的人生经验息息相关的。的确，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三千年王朝史，175年的现代化史，66年的新中国史，37年的改革开放史，是中国人自信和自豪的历史源泉。自信的两极误区就是自卑和自负。如果说思想偏右容易导致改弦易辙的自卑心态；那么，思想偏左则容易导向固步自封的自负心态。鉴此可知，自信就是对自己生命方式的清醒认知和悦纳认同，以及在“自本自根之谓命”的认同中的“恒创恒新之谓生”的不断超越。所以，自信就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民族的生态方式、生产方式、生育方式、生活方式之“四生”方式的自信上。而这就是社会存在，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的共同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础上，一如胡塞尔所言，新媒体代表人士就要自觉担当起提炼出“我们的同感”的历史使命。鉴此可知， “新媒体代表人士”不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倡导者，而且还应该在立足大地和“天地互文”中，成为生产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建设者。惟其如此，人们才会在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中团结所有积极的社会力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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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③④⑤⑥⑧戴生岐人本社会学新论——基于马克思积极人道主义视阈[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126,391,63,82-83,82,459
②霍忠义 戴生岐 博客( Blog)在高等教育中的教学功能探析【J】．理论导刊，2008(10)
⑦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
⑨【美】凯莉·麦格尼格尔自控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心理学教程【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2:9
⑩刘放桐 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2-323
（作者李晓侠：长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