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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新闻的社会影响及其报道方式

  • 投稿尚诚
  • 更新时间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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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一枫

【摘 要】近年来,负面新闻报道对于社会环境、人们的道德标准及行为准则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不恰当的负面新闻报道方式虽然可以启发全社会的道德大讨论,但其更容易造成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损害、对新闻当事人的不公平对待、对司法公正的僭越等多种反面效应。因而新闻工作者应更加注重负面新闻的报道方式,找准新闻切入点,以人为本,提高传者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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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负面新闻 社会影响 报道方式

2014年8月10日,一名产妇在湘潭妇幼保健院产下孩子后因羊水栓塞经抢救无效死亡。此事最初经湘潭当地媒体报道后被渲染成“恶性医疗事故”,一时间对该院医生的谴责四起,这几乎又成为一件“医患之间紧张关系爆发”的代表事件。尽管专家鉴定组9月11日发出的调查结果排除了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证明最初的新闻报道存在夸大、扭曲新闻事实并隐瞒、曲解关键病因的情况,但不恰当的新闻报道对当事人及整个医院、医疗系统所造成的伤害已无法挽回。

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在形容当下的社会现状时常常说到的两个词是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似乎突然有一天开始,随着一个个负面新闻事件的报道,人们内心的不安和怀疑全部一点点爆发。这些后果一定程度上是由新闻媒体对社会敏感新闻的不恰当报道导致的。

一、负面新闻报道现状

负面新闻的主角常常为社会弱势群体,内容多是弱势群体的悲惨经历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负面新闻一旦披露极易引发大范围的讨论及井喷式的舆论狂潮,较为有代表性的几次负面新闻报道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民传统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

媒体报道彭宇案之后,超过五成网友在接受调查时表示再也不会扶老人,中国人一向以尊老爱幼为其基本道德准则,而现在国人的行为准则正经受颠覆式的转向。随后铺天盖地的药家鑫故意杀人事件报道之后,人们见识到了不加节制地表达意见将给公平和正义带来多么大的损害。舆论潮带来的媒介审判之后更是影响到了案件的宣判。

小悦悦事件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遭到了进一步破坏。而这些恶果都源于对负面新闻的不恰当报道方式。这些新闻及其所引发的大讨论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一直在持续。因而探讨此类新闻的报道方法有重要意义。恰当的报道不仅遵循了新闻报道的原则,报道本身的质量得到保证,同时在重塑社会思维、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负面新闻报道的社会效应

媒体对社会敏感新闻的报道并非全无好处。事实上,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让人们的视线集中于某类问题上,利用舆论浪潮对社会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道德剖析,履行媒体本身所肩负的责任,并促使相关部门重视进而出台解决方案或政策。这是一次整个社会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过程。

而从目前社会现状来看,对负面新闻的大肆报道,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正面影响。

首先,“标题党”、无根据猜测、随意归类等当下常见的吸引眼球的报道方式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为了抓住人们稍纵即逝的注意力,媒体常以暴力血腥色情的内容偏向吸引人们的关注与点击。这些新闻中的道德批判色彩浓重,带有明显的撰稿人的价值倾向,一味引导受众朝着媒体设置好的方向形成舆论。此类新闻无疑严重背离了新闻人应该坚守的新闻专业主义。此类异化的新闻传播极易导致传播行为的主观化、表面化和脸谱化。经济利益第一位的做法蒙住了媒体的眼睛,使它们看不见此类报道将对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甚至是重塑的力量。新闻媒体乐于充当“道德审判者”,并在此过程中将自身权力无限放大。毫无疑议,此种行为乃属职能错位。

其次,不恰当的报道常造成对报道对象的个体讨伐,使他们成为沉默螺旋的“受害者”。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为了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媒体在发布信息时必须争分夺秒。许多媒体在面对负面新闻时一味追求快必然导致对新闻事实及其背景了解不翔实、采访不深入,报道人容易以自身猜测弥补重要新闻细节,并夸大与新闻事实无关的内容导致错伤当事人。①

学者陈力丹认为具体的新闻真实,只能表现为一个过程。第一条相关新闻面向受众时的不准确可以理解,但媒体必须在随后的连续报道中不断修正之前有误的新闻要素。而现实是,一些负面新闻报道的初期很热闹,而随事件的发展却少有深入追踪报道以一步步还原到新闻真实。媒体不能预见到报道后果,毫不节制地进行意见表达,极易引导受众出现相应的极端言论进而是极端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

负面新闻被报道之后,新闻当事人往往面临被“围观”的命运。新闻报道常为吸引眼球而忽视了对普通生命的基本尊重,以抨击、取笑小人物来使自己占领道德的高台。②新闻报道缺乏对普通生命的尊重,因而造成道德名义下的伤害。

再次,误导受众——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美国记者、政治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问题。此原理在“彭宇案”及之后引发的社会“道德滑坡”的讨论中有极强适用性。媒体将个别事件的恶果与救助弱势群体惹麻烦之间画上了等号,成功将此种印象植入人们的“主观现实”之中。此案后,即便真有老人生命垂危倒地也无人敢上前搀扶,原来存在于拟态环境中的“道德滑坡”被客观环境化了。公众对倒地老人的冷漠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媒体建构起的“冷漠现实”意识。此案的报道造成全社会人际关系的互不信任和相互猜忌成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逐渐改变,这对社会的良性发展造成了阻碍。

第四,对有类似新闻因素的事件形成先入之见和刻板印象,导致媒介干扰司法从而形成“媒介审判”。对一类事件的先入之见及刻板印象会进而影响报道框架、方式、语言等的原则。似乎媒体只需将文稿固定下来,遇到相似事件只需改变其中人物名称及地点等要素即可。同类负面事件的大量涌现会使得公众对整个社会氛围形成负面印象,长远来看,极易引发价值观的颠覆与社会行为的改变。

同时,媒体习惯性地给当事人“扣帽子”。一旦民众接受了新闻人物“杀人狂魔”之类的外号时,极易通过舆论压力影响到案件的正常侦破、审判的节奏和秩序。媒介审判作为一种媒体越权行为,应该被限制及消除。

第五,报道中的“偏离放大螺旋”效应常导致社会互信被蚕食。媒体对相关事件的跟风式报道使原发事实被夸大、扭曲,并逐步形成“偏离放大螺旋”效应,由此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

“偏离放大螺旋”效应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中心新闻发生,媒体广泛报道,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之后,受众对此关注度持续走高,媒体为吸引眼球进一步选择有相关或相近新闻要素的事件加以修饰,将其中的矛盾冲突无限放大并扭曲后进行大肆报道;最后,这一系列新闻事实被草率地“标签化”,从此之后凡是与之相近、相关、相似的新闻都会被媒体通过各种手法并入其列,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讨论。偏离放大螺旋的恶果便是社会恐慌。③

三、负面新闻报道方法之思考

媒体对社会敏感新闻不恰当报道所引发的负面后果不可谓不大。笔者以为,对社会敏感新闻报道的方法有以下诸种。

第一,坚持对负面新闻平衡、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不应刻意夸大事实吸引眼球,应站在公众立场讨论问题;严格筛选案例,注意报道倾向和报道手法;报道出来后,应考虑到受众的接受能力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这样,才能真正让负面新闻报道起到预警、教育的作用。

第二,正面宣传应尽量做到“零干扰”。与新闻事实本身关联不大的不良信息应当通过滤波机制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处理。人们的注意力被哗众取宠无关信息所干扰将必然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新闻事实淡化,噪声却反而成为了传播的主要内容。④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对传播者还是受众均无益处。

第三,新闻记者应坚守自己的本分,以传递消息、明确事实为本职工作,而不是在报道中肆意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新闻报道应该以事实报道为主,而不应该让观点的表达无限膨胀。新闻评论要找准切入点,不夸大无关新闻事实的要素,不对与新闻事实无必要关联的其他细枝末节妄加评论。

第四,警惕“刻板成见”。人们习惯将自己认定的对事物局部的看法推广至事物整体或与之联系的其他事物,但其潜在的“类型化”“脸谱化”威胁很可能造成认知偏差。因而在报道中应尽力避免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评价倾向。

第五,强调人文关怀,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⑤报道的人文关怀就是要在报道中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把人作为观察一切事物的中心的价值取向。报道中强调人文关怀并不是抹杀新闻客观性,而是要在事实准确的基础上追求对于弱者的关怀。

第六,提高传者预见性。国内学者童清艳所提出的“传者预见性”这一概念,其原义指传播者要对新闻事实到达受众之后将会引发的受众心理反应及长远社会效应有思考和把握,并由此改善自身的传播内容以更好地引导受众并避免不良影响。⑥新闻工作者在报道类似事实尚不清晰、对错尚有争议的新闻稿时,应该首先对其可能引起的社会效应进行预估和思考,以促进有建设性的社会大讨论为目标来选择报道角度和报道语言,争取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为社会提供良性议题。

在大众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和型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认识负面新闻报道的正反社会效应,如何根据这些社会影响不断调整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思路和方式,将是今后新闻实践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媒体的引导,在负面新闻频繁曝出的今天,媒体应该更加关注如何促使受众进行健康而有建设性的讨论,而不是成为大家无节制发泄情绪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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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吴秀娟,《论媒体正面引导受众之策略——从“小悦悦事件”的舆论潮谈起》[J].《东南传播》,2012(8)

②蔡育红,《负面新闻报道中语言叙述和叙述者的问题》[J].《东南传播》,2006(10)

③陈奕、张晴,《论新闻报道中“偏离放大螺旋”效应及其规避——兼论从“彭宇案”到“小悦悦事件”》[J].《新闻界》,2012(9)

④张君安,《新闻挖掘与零度干扰——从“小悦悦事件”看媒体报道的视角偏差》[J].《新闻前哨》,2012(4)

⑤丁柏铨、陈相雨,《“负面新闻”及相关概念辨析》[J].《南京社会科学》,2010(1)

⑥童清艳:《超越传媒——揭开媒体影响受众的面纱》[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作者: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