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职业体育市场的公私治理研究

吴新宇，许晓峰，兰健

（河北联合大学 体育部，河北 唐山 063009）

摘要：对日本职业体育市场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日本立足于东亚职业体育市场的公私合作治理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了日本职业体育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日本职业体育的市场投资逐步下降，职业体育发展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职业体育；体育市场；公私治理；日本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1-0018-04

Public and Private Treatment of Japanese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WU Xinyu， XU Xiaofeng， LAN Jian

（Sport Dept.， Hebei Union Univ.， Tangshan 06300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case study，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eatment of the Japanese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eatment strategy of the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embody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Japanese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However， the decline of the investment in the Japanese professional sports market shows the challenge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eatment of the Japanese professional sport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fessional sport； sports market； public and private treatment； Japan

1日本职业体育市场发展概论

国民收入的不平衡是新的全球劳工分配（延伸到了职业体育运动）背后的驱动力，职业体育俱乐部中的一流运动员的国际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股新的从边缘迁移到中心的流动趋势。尽管一些评论家认为，由于英国足球运动的全球传播，橄榄球和篮球运动的广泛普及，以及中国武术向世界的传播，已经不太可能在世界体育运动中明确区分中心和边缘结构，但毫无疑问，中心和边缘已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财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尽管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衰退期，但日本一直是体育运动全球化的中心。

不过就足球实力而言，日本和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边缘地位。亚洲大陆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亚足联成员超过国际足联成员国的40%。然而在2002年世界杯决赛中，和球员数量只占一半的欧洲的13支球队相比，亚洲只有两支球队（中国、沙特）加上两个东道主国家（日本、韩国）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比赛。亚洲的边缘地位还表现在足协的数量、职业足球运动员和前几届世界杯决赛的成绩上。日本拥有330万足球人口，其中2万名女子足球运动员和1 120名职业运动员，这是他第五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大批日本球员陆续离开日本去欧洲职业体育联盟发展，这是经济因素对全球劳工流动改变的一种扭曲现象，它与全球职业体育市场的等级制度有关。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开始成形，日本国内对这个日本职业联赛抱有的期望很低。足球在日本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既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也没有吸引大量的观众。只有高中足球相对能吸引一些观众，但这些观众并不是因为喜欢足球这项运动，而是因为观众对这些学校有特殊的感情。20世纪60年代中期精英足球运动已经被制度化，它能幸存下来要归功于其从未以竞争的姿态去挑战职业棒球、赛马或相扑在日本国家体育上的主导地位。因为大家一直拒绝足球运动这个产品，绝大多数体育评论家和体育媒体也否认足球有任何的未来市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电通（日本最大的广告代理商）拒绝了对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推广。

历史很快证明了日本电通公司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正式成立于1993年的“J联盟”（日本职业足球联赛）在前三个赛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由于这段时期的快速扩张，球队数量由10支上升到了28支，分裂成了甲乙两组联赛（简称J1和J2），上座率也开始下降。1997年赛季的平均上座率由三年前的2万人（总人数是600万人次）锐减到1万人。然而随着日本国家队进入了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以及与韩国共同主办的2002年世界杯，足球重新成为时尚运动。世界杯之前的赛季J1的平均上座率只有16 548人次，在世界杯期间观看由J联盟举行的比赛的观众人数达到了600万人次。

1991年日本职业足球联赛的公司旨在改变整个体育文化。与日本传统的体育供应商（如学校和公司）相比，职业足球只能根植于当地社区。通过建立球队与当地社区、家乡之间的明确联系来寻求民众的支持。通常是在J联盟的庇护下，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体育俱乐部。成立于1921年的日本足球协会是日本足球的主管部门，而J联盟是职业足球的管理机构。J联盟规划委员会成员广泛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职业体育治理模式，最终决定将欧洲俱乐部的体育运动治理体制和美国职业体育的商业模式完美结合起来。

J联盟本身是作为一个自主的非盈利的会员组织而成立的。J联盟接受了满足一定条件的会员俱乐部，例如他们必须注册专门从事足球的公司，规定旨在迫使管理层以及球员和教练百分百的专业。他们也应该是在经济上可行且自主的公司，而不是依靠公司主人的补贴和管理层的决策来行事，就像日本职业棒球联赛一样。J联盟的收入体制基本上照搬“奥运赞助项目计划”（简称TOP计划），包括赞助收入、推广和营销、以及电视转播权出售的谈判，这也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趋强化的全球职业足球的商业化特征。

扩展东亚足球的前景肯定使得国际足联和J联盟一起想要让职业足球运动适应当地的偏好。尽管国际足联认为不管在哪里，足球是有一定统一游戏规则的，但是J联盟也可以适当做一些改变，给足球加入一些当地元素。例如，J联盟采用现在也还在使用的两级赛制，最后胜出的两支球队再进行一场附加赛决出胜负。点球决胜负（如果最后两队比分相同）于1999年引入日本，最终于2003年被所有J联盟赛事采纳。在以前如果出现平局比赛，就会有一个30min的加时赛来决出胜负，如果还是平局的话就罚点球决胜负。“金球制胜”的方法甚至传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些国际比赛中。

2日本职业体育发展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日本职业足球联盟控制赛事转播权的政策保证了转播时间不被某个球队独占，以及日本职业足球联盟J联赛不被广播电视台掌控。转播权打包出售造成的商业影响，俱乐部只能依靠赞助来平衡年底的财政赤字。预算赤字必须由主要赞助商来填补，在许多情况下与私人业余球队面临的状况相同。例如，浦和红钻和鹿岛鹿角这两个俱乐部每年分别都会获得由日本三菱公司和住友公司各提供的1亿日元商业赞助，几乎占到俱乐部主要赞助商总收入的50%。将日本私营公司的赞助行为伪装成公司品牌的宣传活动支出是唯一可以掩人耳目的解决方案。起初，职业足球联盟和职业棒球联盟的冠名政策不一样，要求俱乐部不能将赞助商的名字列入队名中。这个政策一开始遭到赞助商们的强烈反对，最终达成了妥协，允许赞助商的名字出现在俱乐部正式名称、比赛门票和俱乐部服装中。

日本足协对日本职业足球联盟治理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联赛发展的初始阶段，初始的特许经营系统在第一次邀请俱乐部加入联赛时，确保加盟俱乐部在前五个赛季不会降级。为了保持俱乐部和财务支出之间的平衡关系，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借鉴了欧式职业体育联盟治理体系，更倾向于欧式的自由竞价治理系统。然而，这一悖论使俱乐部面临更多的财政压力。要想在球场上获得成功，俱乐部中的外籍球星数量以及受观众欢迎程度是互相联系的，所以赞助商需要花巨资来充实俱乐部的阵容和实力。外籍球员的平均年薪由1993年的30万美元跃升至2000年的80万美元，2010年涨到了150万美元。相比之下，日本职业球员的平均年薪则在20万美元大关停滞不前。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职业足球俱乐部支付给外籍球员的工资达到了俱乐部总开销的一半，成为俱乐部最重的负担。即使是20年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仍然不能实现自负盈亏。1998年J1联赛的16个球队中有9个俱乐部亏损，还有5个俱乐部收支平衡，但这是因为赞助商的投资承担了俱乐部的大部分损失。

与美国职业体育俱乐部面临的反垄断治理形势相似，日本职业足球联盟治理体制始终致力于保护整个联赛市场的利益，不让加盟俱乐部成员破产。在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发展的危机时期，整个J联赛的赛制规定更苛刻，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与J联赛的管理咨询委员会将较弱的俱乐部成员实行有限的竞争保护性政策。为了避免球员过度竞争而造成的负面影响，1998年制定推行了一个新的含有工资上限的球员合同体系。这个系统限制了俱乐部赛季注册球员的数量，每个俱乐部的合同价值不能超过每年480万日元。此外，外籍球员的数量从球场上的每队三人减为球队只能有三人。因此每个球队的工资上限由1996年的17.5亿日元降到了2002年的12.5亿日元，但仍是门票收入总数的2倍以上。这项规定使得支出工资变低，但这严重歧视了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在日本出生长大，但不具有日本国籍）的职业足球发展前景，他们不得不和外籍球员竞争为数不多的名额。

全日空公司每年必须支付15亿日元来弥补飞翼俱乐部的财政损失，但还是未能弥补俱乐部的亏空缺口，飞翼队最后只能被迫与横滨其他的俱乐部合并，合并后的俱乐部更名为横滨FC俱乐部，70%的股份归尼桑公司所有，30%的股份归全日空公司所有。由于受到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日空公司将它在球队的股份转让给了尼桑公司，为了留住队名里的F（Flugels，飞翼的意思）还必须继续每年给球队约2亿日元的冠名赞助。

随着日本经济萧条时期的经济发展低位运行，公共资金和非物质支持仍是许多苦苦挣扎的职业足球俱乐部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私人企业，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已与国家体育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融为一体。日本地方政府控股和介入治理尤为引人注目，尤其是很多职业俱乐部在相对较晚的阶段才加入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和J联赛。然而从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和J联赛的开创以来，当地政府参与日本职业足球发展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日本J联赛被认为是城市重建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控制边缘地区人口减少的对策，地方政府热衷于支持家乡城镇组建本地的职业球队。日本足协指定的家乡城镇要求保证初始投资价值不少于300亿日元，大部分的资金用于项目建设。自1992年以来68个为J联赛和世界杯新建的体育场，占了过去30年日本所有体育重大体育设施建设总投资的五分之一。为了2002年世界杯日本新建了8个新的体育场馆，两个体育场馆进行全面翻新，共计花费约5 000亿日元。

日本茨城县政府为可容纳15 000名观众的非露天体育场出资了80%的场馆建设成本。按照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和J联赛的要求，每三个鹿岛居民拥有一个场馆坐席。此外，日本当地政府给予的公共资金用于修复公路和铁路基础设施，打开一个连接鹿岛到东京东北部城市的新干线，重新设计货运站到换乘站线路，以及停车场的建设、住宿设施的卫生条件改善等配套设施建设。这个体育场被指定为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场馆，满足了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的硬件要求，236亿日元的投资使得几乎每个日本公民都拥有一个场馆坐席。

早在1990年初，当地政府和当地足球协会就带头宣传清水足球俱乐部。体育运动可能成为未来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和卫星电视发展中高收视率的保证因素，日本当地的电视台成为了俱乐部的主要赞助商，这家电视台是国家商业电视台富士电视台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这属于日本职业体育市场公私合作治理的典型案例。出于同样的原因，本来想与雅马哈公司（后来成为清水建设公司的劲敌，控股磐田喜悦足球俱乐部）合作，出于对俱乐部财政平衡问题的考虑，还没正式开始谈判就取消了合作计划。

公私股份制治理是最适合地方俱乐部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资本运行模式。例如，日本职业足球联盟早期发展中的清水地方足球俱乐部的公私治理案例，静冈电视台买了最大份额的股票（占20%），60%的股份掌握在私营企业和更大的地方政府手上，剩下的20%股份是由2 400名买了至少10万日元股票的个人投资者持有。面临职业体育市场如此强劲的刚性需求，俱乐部一开始的筹款目标是6亿日元，后来筹集到了10亿日元。地方政府是治理这些职业俱乐部的公司合伙人或股东的最终授权方，这些球队分别是仙台维加塔、浦和红钻队、柏雷素尔、东京日视、京都不死鸟队、广岛三箭队、大阪樱花队等俱乐部。与英格兰职业足球超级联赛相似，这些地方公共组织和私人机构，以及个人股民的参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基于会员系统的公私治理体系。

是什么使得当地政客慷慨地将公共资金，花费在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和J联赛这个私人企业以及它的成员公司上呢？总的说来，当地政策规划者希望从对这项运动的推广上获得两个好处。一是体育运动被认为是经济收益的生产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众多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和自治市，一直热衷于新的体育设施和主题公园的投资，以便刺激经济增长产生的发展效应，随后旅游业增长和该地区形象不断提升。与其他地区发展的受益者尤其是民营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地方政府为商业扩展和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铺平了道路。随着经济泡沫的破裂摧毁了整个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粉碎了许多当地政治家的梦想，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主导的城市发展政策的吸引力从未减弱。

另一方面，现代体育基础设施的扩大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也使得政府的参与变得合法。公共体育设施的公共花费总是难以达到预期，J联赛的目标是想要为当地居民提供长期的可以踢足球或是其他锻炼形式的机会，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将这项任务称之为“百年计划”，因为日本需要100年的时间来建立一个新的体育运动文化。日本的体育主管部门认为100年太长了，几乎和日本足球在日本发展的时间一样长。最新的“体育宣传的基本计划”受惠于日本职业足球联盟和J联赛计划。日本内阁条例规定，到2020年每一个初级中学学区都应该提供若干个欧式体育社区俱乐部。政府计划完善与提高公共资金的筹资方案，但明确表明未来体育运动设施的提供将依赖私人融资计划，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倡的公私合作治理的国家体育发展政策不谋而合。自从1999年7月日本私人融资计划法案通过以后，允许公共和私人企业之间建立新形式的合作治理模式。

3结束语

体育设施的公共投资只产生很小的经济收益，官员们推动新的设施和公共资金的继续投入，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因为它们给当地居民提供了任何实质的利益，而是因为这些设施背后所象征的权力诉求。近年来，日本体育运动设施建设已经充分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足球运动发展影响了公共政策的选择与价值导向，因此应该将体育运动视为一个政府代理人。职业足球运动引发了全民公投行为，影响了财政预算的分配，改变了公众对体育运动的认知，奠定了地方社区与体育设施或俱乐部之间长期的公私治理合作的基石。就地区平衡的实现而言，在过去的十年里足球场的数量和高质量的设施大大增加，所有对日本经济的单向性和高度集中的关注都没有减少。但大多数球队从1993年以来都成功地坐落于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从东部的千叶县延伸至西部的广岛。尽管J联赛的规定控制球队的位置，特别是那些更成功的俱乐部，在2002年16支J1联赛球队中有14支来自于人口密集的关东和关西地区，世界杯场馆10个中有6个建在这些地方。日本立足于东亚职业体育市场的公私合作治理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日本职业体育市场的竞争优势。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发展疲软的影响，日本职业体育公私治理也出现了一揽子问题。日本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纷纷到欧美职业体育市场寻求发展机会，同时职业体育的市场投资逐步下降，日本职业体育发展的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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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