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红莲
《亡人逸事》是作家多篇怀人之作中唯一写给亡妻的作品，完成于妻子过世十二年之后。短短两千多字，没有肝肠寸断的情感喷涌，没有如泣如诉的哀婉缠绵，但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妻子的随文章渐行渐深的愧疚之情。
文章一共四个部分，分别是“天作之和”、“初次见面”、“为人妻母”、“临终感言”。全文从妻子对“天作之合”婚姻的“点头笑”开始，到妻子临终时为着丈夫寄两丈花布至娘家而展现“幸福的笑容”结束。自始至终，妻子对这段婚姻是满意的，对丈夫是充满爱意的。在与作者共度的四十年岁月里，妻子给予了丈夫生命中全部的温暖。妻子过世后，作者在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为亡妻写下悼文。时隔十二年，当老年孤处的作者拿起笔重新思量这一段婚姻，重新回顾亡妻，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作者心中涌动的愧疚之情。
这一愧疚之情伴随着两处对比而来：妻子婚前的娇惯可爱和婚后的吃苦耐劳的对比；妻子对自己之体贴与自己对妻子情分之差的对比。
孙犁的妻子是安平县黄城王家二姑娘，应该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闺女。在文章第一部分“天作之和”中，妻子认为是因为有了“下雨”的天作，才有了做夫妻的缘分。其实，除去“下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机缘：崔家姑娘和男方不般配——崔家姑娘不般配因而要另找姑娘。那“男方是怎么个人家”呢？男方孙家是小康之家，父亲是县城一家店铺的掌柜，最重要的，孙犁本人，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男方的各方面条件显然是不错的。这时，媒人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面对这样的男方条件，媒人还试探着二姑娘愿意不愿意，可见，二姑娘是相当出色的。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在《摇曳秋风遗念长》一文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两位媒人知道王家二姑娘品貌超群、心灵手巧、楚楚动人，又是‘女大三抱金砖’，想来是配得上的了。”
那这样一位品貌超群、楚楚动人的二姑娘，在孙犁眼中到底美不美呢？从第二部分“初次见面”的描绘中，我们看出，这个19岁的农村姑娘，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我看见站在板凳子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初次见面，就是这么“一眼”，就是这么“一闪而过”的神情姿态，却清晰地一步一步定格在了作者的心田脑际。在妻子病故多少年后，作者还是忘不了这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可见，这第一印象，由这简单的几个动作传达出的未婚妻少女青春与仪态的美，成了作者记忆中永存的美丽和温暖。
我们再结合作者在第三部分对妻子出嫁前生活的补叙——“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可以结论，在孙犁心目中，妻子婚前是一位娇惯可爱的闺女！
可这么一位娇惯可爱的闺女，来到孙家后，为着五个孩子，为着这一个家而成了一位吃苦耐劳的女人，而且毫无怨言。从“只会做些针线活”到“从放线到织布，都学会了；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从“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到“她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从因背不起北瓜在婆婆面前哭到“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从“她颇以为苦，曾向她父亲哭诉”到“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在妻子发生这种种质变的过程中，包含了多少的辛酸和委屈啊（尤其背北瓜这一场景，“猛一立”、一“后仰”、又一“哭”，写尽了这位没有劳动经验的媳妇的要强、倔强与委屈）。可所有这一切，都得自己一个人默默承担——作者长年不在家（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孙犁长期在外），不能分担这一切辛苦，也不能给妻子一个倾诉的依靠。
所以，作者说：“几个孩子，也都是她在战争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长大的。”作者又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这些平常得略显呆板的语言中，应包含着妻子整夜抱着孩子来回踱走的印象，应包含着妻子又粗又短的变了形的拇指的记忆。作者让孩子们记着母亲的不容易，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愧疚中记着妻子的艰辛与“蜕变”。
随着行文的深入，来到第四部分，作者的愧疚之情也达到高潮：“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短短几句话的反思，在妻子对自己之体贴与自己对妻子情分之差的对比中，作者的愧疚之情终于不能抑制。
“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她待我太好，帮助太大了。”妻子对作者到底怎样好？我们可从孙犁的两次人生遭遇中感受到。1956年初夏，孙犁不幸病倒，从此开始“十年荒于疾病”，此是遭遇一。作者曾在一则“书衣文录”上写下妻子的关爱：“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得。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只身数度往返去照看（其实疗养期间，有医护人员照顾），还顺我之素好以期有助我病速愈，可以说，妻子为着丈夫的病费尽辛劳，竭尽所能。
作者病愈后，又赶上文革，从此开始“十年废于遭逢”，此是遭遇二。由郭志刚和章无忌两人著的《孙犁传》中，有这样一段话：“1966年赶上文革，孙犁每天‘开会’，妻子怕他冷，给他做了一件大棉袄。不管回来有多晚，妻子总是一人坐在灯下等他，安排他吃饭、休息。见他茶饭无心、愁眉不展，就想着法儿劝慰他。”文革期间，孙犁遭受种种屈辱，他的女儿说过，“可以说，是母亲的劝说、激励，帮助父亲活了下来。”（《摇曳秋风遗念长》）
由此看出，妻子虽是农村妇女，并不识字，但她不管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对丈夫都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在丈夫最艰难的时候，妻子用自己的善良、坚韧默默无闻地支持鼓励着丈夫。
对这样一位善良温柔又坚忍不拔的妻子，作者坦言：“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作者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妻子的事？查阅《孙犁传》，阅读孙犁的其他作品，我们发现孙犁这一生与其他女子多有纠葛。例如，婚后孙犁在保定边读高中边教书时，就与他的学生王淑产生恋情，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后来，训育主任发现了此事就免去了孙犁的教职。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再如，在延安期间，孙犁曾对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会唱京剧的女同志产生了爱慕之情，不过最终，孙犁望而却步了。50年代后期，孙犁在青岛疗养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位年轻的护理员，后来又及时觉悟和解脱。可见，在婚后的生活中，孙犁至少在感情上对妻子并不忠诚。
而后来，妻子在1970年4月因病去世，孙犁在当年10月便与一姓张的女同志或每天一信，或两天一信，或一天两信。后来他们结了婚，在天津生活了几年。最终因两人生活不如意在1975年离了。孙犁在妻子去世后急于追寻爱情，但现实给予他的是失望和痛苦。所以，在妻子死后十二年，当老年孤处的孙犁重拾往事，他才愧疚地说：“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这愧疚之情，应源于这样两点：一是妻子去世，火速找女人结婚；一是在妻子生前，作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妻子的种种好处，只是在和张同志比较后，才对妻子之好有所领悟。
最后，文章在妻子对丈夫一次“恩爱”表示的幸福回忆中结束。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他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丈夫给妻子扯两丈花布寄至丈母娘家，原不过夫妻间的常有事；但在妻子那里，却是作者为妻子做的一件极少有的富有恩爱意味的稀罕事。以至于，妻子在“临终之前”还惦记着，还要“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她觉得有丈夫这样的贴心，一生虽然含辛茹苦也是幸福的，她就带着这点爱满足地离去。付出所有如妻子，情分之差如作者，却还能在妻子临终时感受到妻子对自己的肯定与满意，这让作者情何以堪！这个结尾把作者的伤感、愧疚推向了高潮。
作者单位：浙江宁波象山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