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香丽
【摘要】随着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的普及，新闻媒体传递信息和受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速度都大大提高，救助性报道自然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参与。那么救助性报道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又有哪些？笔者从求助者、新闻媒体和施救者的角度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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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救助性报道 媒体 问题 对策
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一直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使命，因此，社会对于媒体的信任也是自然而然的。随着社会信息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的普及，新闻媒体传递信息和受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速度都大大提高，救助性报道自然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参与。但是，求助者、新闻媒体、施救者三者之间所形成的传播链条，在良性发展的同时却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一、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
1、需要救助者的数量增加
美国学者洛基奇在媒介系统依赖理论中提到，当社会环境出现情况不明、有威胁性或迅速变化时，个人和群体对媒介的依赖关系就会更加强烈。①为满足受众需求，中央和地方都开通了新闻求助热线，还设有相应的网站、公众号等求助方式。然而，大量的求助者却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做支撑。就拿城乡医疗救助来说，很多地方需要救助的人数在增加，救助资金也在增加，但是医疗救助资金的总量是固定的，以至于很多地方入不敷出。②当然这些都是直接表明需要获得救助的，还有很多偏远地区无法进行求助的人们，他们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这无疑给救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施救者有选择性的救助
据《潮州日报》报道，随着救助数量的增加，施救者往往也是有选择性的给予救助，对于家境贫困的学子，很多人愿意给予帮助。然而对于重病求助者，却不是那么积极。这也可能跟学子求助分时间段，而病重者求助不分季节性有一定的关系，致使读者产生了审“助”疲劳。③还有一些有关乞讨者“白天乞讨，晚上大吃大喝”、“乞丐开宝马”的报道，让受众对于施救行为产生了抵触心理，反而耽误了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因此，施救者有选择性的救助，不管是出于自身救助能力考虑还是出于信任考虑，都是应当理解的。
3、媒体舆论引导任务加重
由于微博、微信等媒介形式的出现，使得传播者和受众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受众也拥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和信息传播的途径。那么，当某一救助性报道出现的时候，就免不了引起大量的评论和舆论反响。尤其是网络媒体，若把关不力，很容易造成事件的恶性发展，这就给媒体的舆论引导增添了难度。如2013年发生的浙江余姚“菲特”台风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最终转化为网络公共事件，媒体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媒体及时传播信息是件好事，可是引导不力导致事件升级恶化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4、社会救助体制机制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中国新闻网于2013 年1 月9 日报道，据民政部反映，中国现有孤儿61.5 万，而政府收养不足11 万。④另外，《法制日报》于2014 年12 月27 日刊文，“社会救助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文中提到，当遇到患重大疾病和求学困难等遭遇时，若不属于低保对象，则无法及时获得救助。而且，由于救助政策和救助部门的资源欠缺整合优化，容易出现施救重复和遗漏现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助的效果。
二、媒体救助性报道面对的困惑
1、媒体该不该充当救助性报道“第一人”
关于救助性报道，让很多媒体感到困惑。如《潮州日报》2012 年10 月28 日刊文《对救助报道我们为何如此困惑》，提到每个月都会接到很多电话，不知道该报道哪一个，若报道不成功还会受到求助者的埋怨。《宿迁晚报》也提到面对着一双双期待的眼神，如果去一一报道所有的救助性新闻，也有违新闻媒体的宗旨和原则。
其次，还有一些救助最终竟演变成一种伤害。比如有些求助者得病需要救助，本来医院和家属对于患者本人的病情是隐瞒的，然而，当救助被报道后，使得当事人得知了自己的真实病情，反而对其病情不利，甚至有的一蹶不振，那么，这些救助报道将适得其反。
2、求助者不找媒体又可以找谁
当很多媒体苦于无法满足那么多求助者的需求时，我们不得不去反思这些困惑是不是真的要归咎于求助者的软弱或者是贪心呢？当然，有事就去找媒体的这种心理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困难群体对于媒体的心理依赖。
可是，从求助者的角度来看，当他们的救助无法落实，当他们又没有更多的途径去表达他们的诉求时，除了媒体，他们还能找谁？并且，成功救助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如“19 岁郑州师院女生带植物人妈妈上学”的报道，让当事人很快获得了相应的资助。那么，如果有类似遭遇的大学生，他们是不是也会第一时间求助于新闻媒体呢？
3、“先救助”还是“先审批”
“先救助”还是“先审批”不仅让求助者无法理解，也让很多的施救者感到头疼。若“先救助”，对于求助者的真实情况还不了解的情况下，会给施救者带来一些心理负担；若“先审批”，那么对于一些需要紧急救助的人们，时间就是生命，当一层层的审批结束后，恐怕也没有救助的必要了。如《中国社会报》2014 年9 月15 日刊文《城乡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指出，“医疗救助门槛高、封顶线低、受助额度小，在实际救助过程中，只能‘看菜吃饭’。”
在救助性报道中，时间和制度出现矛盾，个案与常规出现冲突，我们该优先选择哪一个？当我们选择了“先救助”会不会涌现出大量的后继者，破坏既有的规章制度？而当我们选择了“先审批”，又会不会失去救助性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的原则，而失去公信力？
4、救助是否落到了实处
当前很多救助性报道前期和中期的报道多，一旦宣告社会上已展开了救助、捐钱、政府关怀、相关部门的帮助之后，后续的报道往往不再出现。对于求助者本人，如果得到了救助，足够吗？对于救助者，奉献了爱心，但是落到实处了吗，是不是帮到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中国红十字会因为“郭美美事件”而引发信任危机，这也对很多施救者和救助组织对于求助者的资格审查更加严格。2014 年4 月22 日源于中国网的消息称，一女子街上下跪欲“卖身十年”救母，4 月25日经新华网刊载。4 月27 日，百度百科上刊登该事件的简介和事发经过。但接下来却没有任何线索了。是求助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还是这本身就是一次炒作？还有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跟其个人有关，还跟整个社会保障机制和媒体监督体系有关。
三、解决救助性报道问题的对策
1、坚持以人为本，制度保障先行
在救助性事件中，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充分提供制度保障。正如《中国社会报》于2014 年9 月15 日刊文《城乡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中提到，“应当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对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者无力支付急救费用的急重危病患者给予救助”。尤其是那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应当充分尊重人的权利，保障生命安全高于一切。
还要统筹救助机制，提高救助标准，把受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人性化的理念去处理每一项救助性报道，并且把救助行动落到实处。建立专门的救助监督机制和监督部门，确保救助信息真实、公开，逐步完善救助制度，促进救助体系合理、持续稳定的发展。
2、发挥媒体沟通桥梁的作用
解决救助性报道还应充分发挥媒体的沟通桥梁作用，进行新闻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表扬社会救助中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强调社会对这些先进人物的尊重和感谢。同样也可以组织大型的募捐活动，利用媒体的公信力来实现救助效果。还要不断地加强相应的公益广告宣传力度，来引发社会大众的共鸣，唤起他们对于救助行为的热情。
新闻媒体有义务去帮助那些需要通过“报道”获得帮助的人，虽然可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议程设置”功能的发挥还是会引导更多的受众来关注这些救助性报道，以呼吁那些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同时，还可以引起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注意，为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搭建信息沟通的桥梁。
3、“自救”与“他救”相结合
救助性报道坚持“自救”和“他救”相结合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有自身学会了救助的本领才更具有意义。正如郑州师范学院带植物人妈妈上学的底慧敏那样，国家、社会和学校对她的帮助也只能是为她现有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但是今后的人生路还是要靠她自己去打拼，人生的成败也都掌握在她自己的手中。
“自救”与“他救”相互结合的实现，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走市场化运行、监督的道路，⑤鼓励民间团体组织的加入，这样在成立专门的救助基金以后，就可以更加有效的保障救助基金落到实处。只有在良好的“他救”大环境的保障下，才能激发“自救”实现的信心和勇气。二者的结合才能使整个社会救助体系呈现出良性发展势头，同时也为更好的解决救助性报道中的问题提供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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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 S·J·Ball-Rokeach.The Origins ofindiv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ASociological Framework[J].CommunicationResearch，1985（12）：485-510
②罗小斌，《城乡医疗救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N]《. 中国社会报》，2014-09-15
③洪巧俊，《对救助报道我们为何如此困惑》[N]《. 潮州日报》，2012-10-28
④《孤残儿童救助面临三大困境》[N].《江苏经济报》，2008-10-18
⑤李林、翟义刚、郭赞，《河北省农业自然灾害财政救助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致富时代》，2014（4）:81
（作者：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传播学硕士）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