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4年《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开播，其叙事方式成为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初期阶段的主要模式。2013年，浙江卫视推出《中国好声音》，其叙事方式跳出了《超级女声》式的传统模式，被当下同类型节目竞相模仿。本文运用叙事理论，以《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两档不同时期的代表节目为例，总结近十年来我国表演类真人秀节目故事叙事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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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真人秀 故事 叙事方式
一、我国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发展进程
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形态，已经成为我国电视节目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一经开播，便掀起了一股选秀热潮。
纵观2004年至今，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2004年—2012年：低门槛的全民娱乐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以《超级女声》为代表。
2004年至2006年，表演类真人秀在《超级女声》的热潮下，内容愈加广泛，如2005年安徽卫视的《猫人超级魅力主持秀》、2006的年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等。2007年，各地方卫视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竞争更加激烈，江苏卫视推出《名师高徒》、东方卫视推出《非常有戏》等。
2005年到2008年，以《超级女声》为模板，演化出一系列包装不同却内核相似的节目。尤其在环节、冲突的设置上，参与者的构成上，都沿袭了《超级女声》的模式。
经过2008年奥运年广电总局对表演选秀类节目的控制，2009年至2011年，该类型节目又呈现出复苏的势态。如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等。但是，这一时期的表演类真人秀并没有产生如同《超级女声》那样的影响力，而是较为平均地瓜分了收视率。
虽然这几年表演类真人秀仍能够获得较高的关注，但其在环节设置、参与者、内容构成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甚至有低俗化、“娱乐至死”的倾向。“PK”、“选秀”、“炒作”、“毒舌”、“黑幕”等词语逐渐成为一个节目火爆的标签。
从叙述学上看，这一时期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主要特点为：评委——选手——主持人的参与构成、观众短信参与投票的互动方式、选秀竞赛过程为主的叙述内容。一夜成名的价值观取向更是无所不在地影响着观众，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常出现低龄化的趋势。
2、2012年至今：故事化叙事阶段
2012年，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一播出，其收视率一路飙升到4.059，居46个城市同时段最高。节目中的重要元素——转椅，也在这个夏天火了一把。当然，不仅仅只有“转椅”赋予了这个节目的特殊性，其故事化的叙事内容，专业技能较高的参与者，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都成了这个节目成功的要素。
《中国好声音》出现后，其叙事方式也被其他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所模仿，如《我是歌手》、《舞出我人生》等，2013年的《快乐男声》虽然其在叙述方式上试图有所突破，但仍然沿袭了当年的风格，从收视率来看，《快乐男声》的收视率对比《中国好声音》，显得相形见绌。可见，《中国好声音》的叙事模式，将引领表演类真人秀电视节目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2012年至今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特点为：建构了评委（导师）——选手的二元模式，省去了原本备受关注的“海选”阶段，更注重使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重视节目的故事元素。
笔者以《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为例，从叙述参与者、叙述内容和叙事方式三个方面来浅析近十年来，故事叙事在表演类真人秀节目中的变化。
二、当下我国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叙事特点
1、叙事者：选手专业化、叙事者结构简单化
从叙述学角度看，每一个表演类真人秀节目都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故事部分”，即“究竟发生了什么和对谁发生的”部分，和“话语部分”，即这个故事的讲述方式。①表演类真人秀通常都会沿用一个大的进展脉络，叙述者、叙述内容和叙事方式，是支撑表演类真人秀节目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使故事达到新的平衡，以此不断发展的重要元素。
这一时期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相对初期的节目，省去了“海选”的阶段。虽然，“全民娱乐”依旧是表演类真人秀节目最重要的特点，但节目对参与者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表演类真人秀已经进入到了更加高端的阶段。
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叙事者结构多为导师（评委）——选手的模式。主持人从场内转到场外，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这一角色所需要完成的任务，被场内四位导师替代，如《中国好声音》中有负责让选手做自我介绍和提醒选手进入下一环节的哈林，有负责带动现场气氛的那英等。“导师——选手”的二元结构，使得导师和选手之间可以直接交流，让节目收放自如。加之导师表演式点评，节目变得更有看点，气氛也更加活跃。
2、叙事内容：竞争为辅，故事为主
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叙事内容的重点，已经偏向到刻画选手的故事元素上。在《中国好声音》中，甚至还有专门的《酷我真声音》来深入挖掘选手的背景故事。根据时间统计，挖掘背景故事的时间与音乐的时间几乎齐平。②
当故事成了节目中重要的感性元素，从叙述发展的共时性上来看，故事元素让内容更加丰富，从历时性上看，选手背后故事的情景再现，立体地诠释了每一个选手，让节目更加完整。
3、叙事策略：宏观的冲突设置、多元的悬念设置方式
总结来看，当下此类节目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对梦想的坚持和社会环境对人实现梦想的阻碍之间。
当故事成为节目内容构成的重要元素，冲突不再仅限于选手当时的表现，通过故事，人与社会的矛盾被诠释。当下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中，选手最常被问及的问题便是：“你有什么梦想”。选手也常常这样表述自己：“曾经我是……”、“我的梦想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表演类真人秀不仅仅重在“表演”和“秀”，而是更加注重体现节目的人文思想。
悬念设置方面，故事元素的加入，使得其悬念设置开始偏向信息压制的制作方式。
信息压制是指一些信息只有叙述者知道，而叙述接受者则无法了解。③在《中国好声音》中，信息压制类的悬念通常最初源于叙述者对自己背景故事的叙述，这些言谈唤起了观众的好奇心，随之而来的便是更深层次对选手故事的挖掘，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存在于节目之外的悬念。④ 《中国好声音》通过断点来设置悬念，但挖掘选手背后的故事，无论是“正能量”还是“黑幕”，都成了吸引观众、保持观众好奇心的又一方式，《中国好声音》专门开辟了一个节目《酷我真声音》来挖掘选手背后的故事，用来解释《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信息压制类悬念。
当下的真人秀节目，故事不仅是叙述参与者的标签，而且是引发信息压制式悬念的源头。而使用信息压制式的悬念制作方式也更适合扩展故事内容，促使故事不断发展、丰富。
三、我国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叙事方式的变化
纵观近十年来，我国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其变化主要集中在叙述的参与者，叙述内容和叙述策略上。
首先，从叙述参与者来看，早期类似《超级女声》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多为零门槛的全民表演，是一场原生态形式的真人秀。“海选”阶段，数量庞大的选手，层次不齐的表演水平，成了节目的一大看点，虽然这样的参与者构成尽显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全民娱乐的特点，但也造就了节目“审丑”取乐的价值取向。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不再是零门槛的普通人，而是经过制作方层层选拔才能登上电视平台的专业水平较高的表演者，为观众奉上了一台高水准的表演盛宴。
节目的叙事者结构也从“三足鼎立”发展成二元结构。“三足鼎立”指的是早期表演类真人秀节目“选手——评委——主持人”的参与者结构，这种构成模式简单且稳定，成员叙述职责单一，在主持人的把控下各司其职。而当下的二元结构将场内主持人的职责分解给评委（导师），评委（导师）和选手的交流中对节目宣扬的价值观进行强调，使得节目更具有灵活性和人文色彩。
其次，从叙述内容来看，早期节目的内容集中在表述节目的进程上，注重刻画选秀的过程。如从海选到前50名，前10名，最后到前三名这样的比赛流程是这一时期节目的统一叙事模式。选手的去留是最大的悬念，而选手背后的故事被淹没在节目的竞争过程中。
可以说，电视在早期的表演类真人秀传播过程中重视“直播”功能，而当下的节目内容的叙事重点已经偏向刻画选手的故事元素上，重视了电视传播“直播”和“再现”的双重功能。故事已经从早期节目的背景元素上升为如今节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选手的标签，是节目制作方重点打造的对象和节目生发意义不可缺少的元素。
第三，从叙述策略来看，早期节目由于是零门槛的全民娱乐，节目的冲突主要集中于选手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包含性格冲突、理念冲突和欲望冲突，这一时期的冲突主要以性格冲突为主，欲望冲突为辅。在竞争中性格冲突获得优势，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成了选手获胜的关键。而当下的真人秀节目的冲突设置更加宏观，为传播正确的价值观提供了喜闻乐见的形式。
悬念设置方面，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从信息延宕的设置方式转向信息压制类的设置方式。早期的表演类真人秀节目主要使用信息延宕的方式设置悬念，这种悬念设置方式由结构性悬念和兴奋性悬念两个部分组成。⑤结构性悬念始终是贯穿电视节目的总体大悬念，直到节目结束，悬念才会揭晓。兴奋性悬念包含于结构性悬念之中，即每期节目制造并逐渐澄清的小悬念。而当下信息压制的悬念设置方式，让表演类真人秀节目的制作从以往单个节目的线性发展模式，转变成以多个节目共同来阐释悬念的并行模式，从而多方位地扩展了节目内容。
这种叙事方式感性、直接，并且更加适合电视传播，在表达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方面，有着早期表演类真人秀节目叙事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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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萨拉科兹洛夫：《重组话语频道》[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5
②程耿、金妍、冯尚钺，《“好声音”中“好故事”的叙事学分析——以〈中国好声音〉为例》[J].《中国传媒科技》，2013（4）
③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④谢玲，《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叙事研究》[D].重庆大学，2007
⑤陈睿佳，《中国真人秀节目叙述范式研究》[D].浙江大学，2006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