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文
课文始终是我们语文课本的主体，因此，课文的编选对于语文课本的编写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以我自己1996年至1999年参与浙江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编辑丁作的体验来说，常常让人战战惶惶，汗出如浆，甚至战战栗栗，汗不敢出。因为选文关系到学生语文素养的生成，精神世界的成长，引领学生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选文的底线就是两个字：经典！阅读教学就是启发引导学生对话经典，尚友巨人。
婴孩儿童的语言学习，离不开模仿，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也同样离不开课本提供的范本；尤其我们汉语是“偏重心理，略于形式”（黎锦熙语）的“人治”的语言（王力语），运用不可能全凭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控，主要通过朗读、默读、背诵范文等而习得。1990年语文高考试卷有一道题目，是把一个中心词的六项定语的语序打乱，要求学生正确地进行排列。我当时曾向部分考生进行调查，结果是：无论对错，全凭感觉排列，无一例外。当然有关的基础知识是有的，只是老师没有讲过：（1）带“的”的定语排在不带“的”的定语之前，但数量词作定语往往在带“的”的定语之前，而表示领属的定语只能放在带“的”的定语前头。（2）几个定语都不带“的”，一般的次序是：最前边的是领属性的定语，然后依次是数量词、形容词、名词。确实比较繁琐难记，教师也容易忽略不讲。即使教师讲了，学生背了，也容易忘记。学生语序正确与否的感觉从哪里来？依靠平日的阅渎积累而成。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估计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经典的，当然就是“最好的”。
古今中外已经有无数的精辟论述透彻地证明了读书的重要、必要，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只有经典才是语文课文的不二选择。如果书籍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经典就是人成长过程中的灯塔、路标。书山巍峨，书海浩瀚，而青少年岁月短暂，中小学功课繁多，用于学习语文的课时十分有限，不让他们在这极其宝贵的时间里学习经典，而读一些不经读不耐读的平庸文字，简直就是一种犯罪！经典就是语文课本的天，不让学生学习经典，就是一种逆天行为，甚至可以和秦始皇、希特勒烧书相提并论。走笔至此，我想起了龚自珍的诗句：“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在他看来，像宋于庭这样的人，万里挑一，和他结识订交，受益无穷，即使只握一握手，自己衣袖上所染的香味也能保持三年之久。而我们从书山书海里挑选出一些经典，让学生阅读、背诵，对学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三年，而是一辈子！读一篇经典，胜读十篇百篇一般文章，可收“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的功效——这并不是一个多少篇一般文章能够抵得上一篇经典文章的数学题，不是，绝对不是，经典的教育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只有读鲁迅、老舍，才能真正领略现代汉语的风采，才能真正感悟现代汉语所达到的高度、所具有的力量；只有读曹雪芹、托尔斯泰，才能激发人性中真善美的因子，促使人们去走向上之路。经典课文就是让学生结识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巨人，并且成为终生的良师益友。
我们有许许多多好的语文教师，堪称优秀、卓越的不少；但也不得不承认还有尚未完全达到及格水平的教师，怎么办？我认为，语文教师教经典，其实就是和学生一起学经典。学、教经典课文是教师自我教育的最佳途径。所谓“最佳”，是指政府无需为这一途径另外花钱，教师不必离开岗位异地进修，并且可以同时提高教学质量。——当然，这并不能完全取代教师培训的其他途径。课文平庸，课本糟糕，对于学生固然不好，对于教师教育更是百弊而无一利。总之，没有完全及格的教师，遇上平庸糟糕的课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编选课文，除了经典这一要求，还得充分讲究不同年段学生不同的需求，务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此不赘言。
就目前课本的实际状况而言，似乎不能说完全不重视经典，但存在对所选经典不够尊重的现象。比较突出的是胡乱删改，这非常要不得！1996年我参加编写浙江师大版《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第一册时，发现所节选的老舍《我的母亲》里，有一句是：“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觉得其中“勤”字欠妥，拟易以“辛”字。由于老舍已经作古，无从请益，只得由我们自己拿主意。于是我们召集了编委会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决定将“勤”改为“辛”；同时形成一个决议：若要改动所选课文哪怕是一个字一个标点，都得交由编委会全体会议充分讨论后定夺并记录在案，任何个人不得自作主张。
经典，只是给课文的编选划出了一个范围，具体到究竞选用什么样的课文、按照什么样的思路编排还是大有讲究的。当年浙江师大版课本前两册，各种不同文体、内容的作品混编，旨在激发兴趣，指点门径，着重感受、感悟汉语言文字的表现力；第三册，学习记叙、说明、议论、抒情等言语变体；第四册，了解感觉、思维、联想、想象等言语心理；第五册，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鉴赏；第六册，大略交代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线索。文选部分分精读、泛读两编，各20篇。另有“一周一诗”，每册约选15首。课文如果是译文，我们总是设法找来不同的译文，反复比较，试图找出最好的译作。我们有一个理念是：我们渎的其实不是托尔斯泰的原文，而是汉语译文，必须尊重译者的再创作。课文的编选，我们还遵照鲁迅的见解，选进了作家同一篇作品的改稿与原稿；选进了同一题材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如杜甫、戎昱、白居易、王涣、王安石等关于王昭君的诗作；相近题材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如苏东坡的《日喻》、钱大昕的《弈喻》，列子的《朝三暮四》、刘基《楚人养狙》等。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时我认定语文是一门课程，它虽然担负着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的双重任务，因而为之正名日“语言文学课”；但没有从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层面加以区分。新世纪以来，我曾呼吁“语”“文”一分为二，汉语课专注于“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任务，即母语教育的任务；文学课则致力于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人格教育。后来我发现这不现实，太理想化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强调语文课程的复合性特征。这可是有教育部的文件作为依据的。2003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中指出：“高中课程设置了语言和文学、数学……八个学习领域。”它所说的“语言和文学”指的就是语文和英语，可见语文是“复合型”课程，它承担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项任务，这两项任务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语文课程包含汉语教育和文学教育两块，决不意味着每篇课文的教学必须同时兼顾汉语教学和文学教学；恰恰相反，绝对不能笼而统之，混而杂之，不同课文的教学必须有不同的侧重，或侧重汉语教育，或侧重文学教育。所谓“兼顾”，实际上很可能只是“双输”的代名词。由此说到语文课本的编选，我以为必须贯彻落实教育部相关文件的精神，编出复合型的课本，即一个本子、两个部分，即“汉语”部分和“文学”部分。汉语部分以经典的实用文为主，辅以深入浅出、切实管用的汉语文知识；文学部分则以经典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浅显的必要的文学常识。
最后，还有一个必须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文言文的问题。文言文一定要学，我想大家谁也不会有异议，“汉语”当然包括古代汉语，“文学”当然不应排除文言的文学经典；问题在于文白的比例。我认为还是得依据教育部的相关文件。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从“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这一定语看，当指现代汉语无疑。据此，我们拿捏文白比例肯定以现代汉语为主，应该不会有错。至于具体比值几何，可以进一步商量。
课文的编选，固然不能没有正确理念的统帅，但最为关键的还是编写者的腹笥与眼光，腹笥富厚则选择范围必广，眼光敏锐则所选文章必准。这些都要靠长期勤奋的积累、训练与学习，一时半会绝难奏效。
①[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32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浙江师范大学 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