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明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史记）选读》中收录了《夏本纪》一文，节选的是有关“大禹治水定九州”的部分内容。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禹治水”的业绩早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奉献精神，也早已传颂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美德的代名词。
但是，仔细研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司马迁似乎并不单单是为了叙写“大禹治水”的故事，也不完全是为了赞扬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精神，因为文本中既未见“治’’前之谋划，也未见“治”中之方法；尤其是后者，作者用墨极少，仅一笔带过。
而且，同样是“帝王传记”，《夏本纪》的叙述内容、行文方式以及用语风格似乎与后面的《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秦始皇本纪》等迥异、这不仅又让人心生疑虑。
那么，司马迁如此为夏禹立传，意欲何为呢？
解读《夏本纪》，绕道文本背后去，看一看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真实用意。
一、从“大禹”看“帝王”
大禹，乃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标准像”。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将夏禹简单地看作一个帝王而对其生平、行事做客观的记述，而是将自己心中的帝王形象的理想和标准寄寓在夏禹身上了。换言之，司马迁是想借大禹这一形象．为他心目中的帝王“画像”——画一幅帝王“标准像”。
大禹帝王血统，出身高贵。在介绍大禹家世谱系的那一段简短的文字中，有一句话非常突兀，去掉后上下文似乎更连贯，那就是“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很显然，司马迁是在着意强调大禹的“帝王血统”。在司马迁看来，大禹身上应该有帝王家族的优秀的“遗传因子”，有着做帝王的先天条件。
大禹德才兼备，行为世范。在《夏本纪》中，司马迁用饱含赞美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大禹的德行：“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即便是在记叙“大禹治水”的过程中，作者也不忘提及大禹的品行：“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在治水“以告成功于天下”之后，当“帝舜荐禹于天，为嗣”时，大禹却是“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宅心仁厚、道德高尚的大禹，看到的是一个谦逊礼让、淡泊名利的大禹，看到的是一个严于律己、公而忘私的大禹。大禹，确实德才兼备。其一言一行，确实可“为律”，可“为度”，可“为纲”，可“为纪”。
大禹体察下情，审慎权衡。在司马迁看来，“帝王血统”和“德才兼备”可能只是具备了“做帝王”的条件，还远不是“做帝王”的全部，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看“做成什么样的帝王”。所以在《夏本纪》中，司马迁用了较多的“非记叙性”的篇幅来写大禹，如“称以出”“行相地宜所有以贡”“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从这些几乎散见于文章各个部分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政令的制定和颁布，大禹都是经过慎重考量的，有的甚至是实地考察得来的，所以处理事务能审时度势，体察下情，审慎权衡，绝不轻率。
这样的帝王，堪称楷模，又怎不令人景仰，受人拥戴？
但是，反观司马迁所处时代之帝王汉武帝，面对李陵兵败，满朝文武噤若寒蝉，唯有司马迁站出来替李陵辩护，他不但没有得到汉武帝的理解，反而被认为是想借李陵之功诋毁主帅李广利，进而批评自己因用人不当而造成军事失利，于是汉武帝非常愤怒，对司马迁施以极刑。正是由于汉武帝没有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师心自用，轻率决断，才使司马迁遭受了宫刑的奇耻大辱，这无疑会在司马迁心中留下不灭的阴影。
从大禹身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到底该怎么做。
二、从“四岳”看“人臣”
《夏本纪》中的“人臣”的代表是“四岳”。“四岳”，传说为尧舜时四方部落首领，主四岳之祭，为四方诸侯之长。《夏本纪》中直接写到“四岳”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当天下洪水滔天时，“四岳”向尧举荐鲧来治水：
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日鲧可。尧日：“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
另一处是在鲧治水失败后，“四岳”又向舜举荐禹来治水：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日：“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日：“嗟，然！”
作为人臣，向帝王进言、“推贤进士”。从文中看，“四岳”也确实如此。但是，他们尽的是怎样的“人臣之道”呢？
面对“浩浩怀山襄陵”的滔天洪水，谁都知道“治水”太难。所以当尧“求能治水者”时，“群臣四岳”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而是联合举荐了鲧。鲧是否是治水的合适人选？“四岳”并不清楚，所以只能“试”。结果，鲧治水失败，被舜放逐羽山而死。面对这样的结果，或许“群臣四岳”多少会有点暗自庆幸。
这里有一句话同样显得比较突兀，似乎阻断了记叙的文脉，那就是“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按理来说，鲧治水本来就是“试之”，失败便是可能的结果；再者，鲧治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无功”是肯定的，但也应“无过”才是，更不应罪至流放。为什么“群臣四岳”中就没有人站出来替鲧说一句公道话呢？——我猜想，这可能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当鲧治水失败，被流放而死之后，面对舜的询问，“四岳”又异口同声地推荐了鲧的儿子禹，让禹去“子承父业”。其实，对于大禹是否真的能治水，“四岳”心里同样是不清楚的，只是说“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司空，职掌土木营建、器物制造之责，是搞建筑和加工的，好像与搞水利的“治水”扯不上太大的关系。“大禹治水”，多少有点“门外汉”的意味，但“四岳”居然也就这么推荐了。当然，结果却歪打正着，这可能是连“四岳”自己也没想到的。
作为“人臣”的“四岳”，其所作所为，无疑是一种逃避，一种推卸。说到底，就是不司其职、明哲保身。
这与司马迁当时所处的朝廷环境何其相似！公元前99年，李陵主动请缨出兵匈奴，结果兵败被俘，武帝震怒。当时，满朝文武“人臣”中除了司马迁，再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为李陵说一句公道话，反而集体认为李陵叛降匈奴，全家当诛。而结果却是司马迁招致富刑，其余“人臣”安然无恙。
作为人臣，不可不作为，更不可乱作为。所以，司马迁在“四岳”的身上，寄寓了自己心目中的“人臣”应有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三、从“治水”看“治民”
《夏本纪》诚然是写“治水”的故事的，前有鲧治水，后有禹治水。但纵观全文，既不见鲧之如何“堵”，也不见禹之如何“疏”；而且大禹治水的整体规划、施行步骤、策略方法等都未见谈及，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大禹“治水”，非真“治水”也，实乃“治民”也。或许在司马迁看来，“治水”即“治民”，借“治水”来阐述“治民之道”。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集中了一整段的文字专门来写“大禹治水”，我们也许能从中发现其心中“治民之道”的蛛丝马迹：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樟。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认真研读这段文字，我们至少能看到“大禹治水”终获成功的三个关键词：
1．察民情。洪水滔天，粮食短缺，民生艰难，这是大禹治水所面对的严峻现实。能否顺利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治水的成败。我们可以看到：“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这是大禹想办法帮助百姓解决“眼前困难”；而“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则是着眼于发展生产的“长远规划”。“可种卑湿”四个字很值得玩味。因为这已不单单是对民情的体察了，更有针对当时“水患”的现实如何发展生产的考量，这“可种卑湿”的稻种的孕育过程，其艰辛自不待言。
2．借民力。如此浩大的治水工程，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需要依靠广大百姓，所以大禹治水之初，就“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聚集了大量的民力参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兴”乃“发动”之义，而非“强征”。大禹靠什么来凝聚民力？一方面是体察民情之后采取的“调有余相给”“予众庶难得之食”以及“令益予众庶稻”的措施，帮助百姓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饥饿困难，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则是自己的率先垂范、“劳身焦思”。
3．得民心。“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大禹治水”的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道。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三过家门而不入”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率先垂范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不敢”并非“不想”或“不愿”，而是出于对事业的一种敬畏，所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如此，大禹治水才得以成功，也才会有后来的“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的局面，因为这是民心所向。
帝王“治民”，当如大禹“治水”。如此来看，大禹“察民情、借民力、得民心”的“治水”过程，又何尝不是一次成功的、可资帝王借鉴的“治民”的施政行为呢？
绕到文本的背后看一看，或许我们就能够发现异样的风景。
（江苏省昆山震川高级中学21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