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6）
摘要：
目前学术界忽视了抗战爆发后冯友兰在中西对比过程中的一个民族化、个体化的转向，而这个转向与冯友兰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和合转生为“阐旧邦以辅新命”这个最高追求，这就是其“道术多迁变”背后始终不易的学术宗旨，也是通向其终极关怀的指针。“阐旧邦以辅新命”实质上就是通过德体技用实现国家现代化。“阐旧邦”指的是通过继承中国本有的“组成社会的道德”以保持中国的特性，同时以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新命”为目的的“阐旧邦”绝不能规约为单纯沿袭旧邦，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工业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也是阐旧邦的题中之意和必然要求。
关键词：德体；技用；五常德；西技；合一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24
中图分类号：G410；G６４２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7）０4－０114－０6
目前学术界研究冯友兰关于中西对比方面理论的人有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其在抗战爆发导致民族危机空前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民族化、个体化的转向。这样一个转向是以冯友兰把民族文化分为民族“的”（所有但非专属的）文化和民族“底”（固有而且是专属底）文化为切入点而展开的。前者属于“程度上底不同”，因而是需要而且亟待现代化的，不这样做的话则“不足以保一民族的生存”。后者是“花样上底不同”，对于后者而言则无所谓现代化与非现代的区别，只需要永恒保持即可。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在前者的范围之内，这对中国而言是极其需要学习的“技”，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是后者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必须永恒坚守的“体”。 洋务派为了调和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与学习西方知识、技术、工业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中体西用”论式，但是这一论式本身又陷入了“体用两橛”的泥潭之中，因而在客观上降低了中国“师夷长技”道路的生命力，民初人对“中体西用”的纠正最终又矫枉过正了，并且没有认清各个社会普遍适用的五常德与具体的封建道德之间的界限，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同时连五常德也一并摈弃，在探求以西为体的“西体西用”道路之际动摇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核心，摧残了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其间又逢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亟需唤醒民族斗争意志以抗击倭寇。此时的冯友兰正随着西南联大“南渡”，“‘ 南渡’期间，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使冯友兰期盼中华民族通过伟大的抗日战争，走上复兴之路；同时，也使他十分自觉地将自己的学术工作，纳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1]。冯友兰提出了德体技用理论，希冀以此消除“中体西用”导致的“体用两橛”错误和“西体西用”造成的民族个性丧失危机，更好实现“辅新命”这一宏伟目标。这也就开出了“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之外的第三条探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一、问题缘起：“第三条道路”的选择
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先后失败激发了人们对“中体西用”的普遍质疑，“中体西用”在民国时期的人看来根本就是“体用两橛”。“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 [2]，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孔学的激烈批判终于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开始走向没落。与此同时，受此消彼长规律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传统文化与理想信念有着本质联系”，传统文化的衰败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理想信念的缺失。[4]。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西用”都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尤其是“西体西用”更直接导致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这种惨痛结果引发了冯友兰的痛苦，更激发了他深刻的思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拥护者，冯友兰是绝不会认可“全盘西化”理论的，可是“中体西用”理论的瑕疵使其无法得到冯友兰的认同。冯友兰认为“清末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就一方面说是很说不通底……”。[5]冯友兰举四书五经和枪炮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因为读四书五经是读不出枪炮来的，而“中体西用”里面也包括以四书五经为体，以枪炮为用这样的命题。冯友兰认为应该把“中体西用”改为德体技用，即“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底，现在所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而已。”[6]而中国所本有底组织中国社会底道德就是中华民族之体，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是中华民族之用，中国所本有底组织中国社会底道德就是中华延续之德，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是民族复兴之技。“照中国传统底说法，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五常是无论什么种底社会都需要底。这是不变底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7]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的五常德，这五常德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也是中华文明的思想核心，所谓德体就是要此五常德为体。以中华民族五常德为体，以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为用，从表面上看与“中体西用”很相似，而实质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而“中学”为体就是要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政治制度为体，以“西学”为用就是要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用。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是各种形态的社会都具备的恒常的道德，而封建道德是只适用于封建社会且只能存活于封建社会的具体道德，封建政治制度同样也只适用于封建社会且只能存活于封建社会。随着封建经济基础的消失，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政治制度都必然要走下历史舞台，由此注定不能以封建道德和封建政治制度为体，而要以适用于各个社会的五常德为体。“西学”包括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等“西技”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两个部分，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等“西技”具有普世性，虽产生于西方而能够适用于别的国家和社会，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且仅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它会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找不到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所以能够以“西学”中的“西技”为用，而不能“西学”为用。知此则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败的根本原因，民国人不知此，反而既要以“西学”为体又要以“西学”为用，完全拒斥“中学”，没有认清五常德和“中学”的界限及五常德和封建道德的区别，以打倒封建吃人礼教的口号拒斥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最终走向与“中体西用”相反方向的全盘西化的道路，冯友兰先生鉴于此而提出德体技用思想以除时弊救国家，在“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两条道路之外另辟出德体技用这样的第三条道路。
二、不易之体：五常德乃中华民族本质属性与精神基因的不变之体
方克立先生把“体”、“用”的关系归结为本体和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或者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绝非本和末的关系，冯友兰对于“体”、“用”关系的认识也与此相同，冯友兰的德体技用思想就是建基于“体”、“用”关系而非本、末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说五常德为中华民族之体指的就是它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日本著名学者筱原令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本质是王道主义，应该有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包容力，也就是同化力。”[8]而筱原令先生所说的王道主义就是对中国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概括总结，至于能否把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概括为王道主义或有待于商榷之处，但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确实确定无疑的。从一方面说，五常德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基，从另一方面说，五常德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的根本标识。纵观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费孝通先生认为“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决而称为中华民族。”[9]黄河中游出现的华夏族群能够不断融合周边其他族群以壮大自身,并最终发展成为汉族,在冯友兰看来其所依靠的就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为思想核心的中华文明。组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个民族联合的枢纽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中国尊重道德的传统底国风，与中国社会的组织的坚固，与中华民族的存在的永久，是有密切底关系底。”[10]中华文明的存续是建立在其思想核心即五常德的基础之上。在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中有很多次北方民族入侵，这些少数民族靠刀剑摧毁了之前的汉族政权，可是他们无法摧毁汉族的传统文化道德，反而为汉族的传统文化道德所吸引，最终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以说失去了五常德，中华文明就失去了其道德内核，终而必将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从中华民族和西方的区别来看，泰戈尔和冯友兰都认为西方民族注重追求个体进步和个人财富，其思维特性就是注重追求个体的利益。西方民族的道德强调在保障个人利益前提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中华民族的道德强调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行仁以爱人，张义以助人，践礼以尊人，明智以智人，为信以立人。或许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会与仁义礼智信在某一个方面有偶合，但是这一点点的交集掩盖不了二者在深层次上的迥异和冲突。西方资本主义为了摧残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更好殖民和同化东方人就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从这点上来说宣扬中国道德不如人的胡适和陈序经被西方强大的外表给“遮望眼”了，虽其出发点是通过全盘学习西方道德以改进国人道德，而从效果上看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其荼毒至今尚存，不仅西方反华势力借之打击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连一些港独和台独势力也用来抑华崇洋。这些敌对势力通晓打击中国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坚船利炮而是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冲击和磨灭中华民族的五常德。冯友兰把传统道德分为五常德和具体的道德，前者是不变道德而后者是可变道德，前者虽不可批评而后者却有很多值得批评之处因而需要“自我觉悟和检讨”，五四运动是具体道德“自我觉悟和检讨”的催化剂和执行者，只是没有分清五常德和具体道德才是值得深刻反省的。冯友兰认为中国的国风就是坚持“道德低价值高于一切”，而只有在这种伟大的国风中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得救”。
1.由五常德与具体道德之异知能以五常德为体
大体而言，清朝人和民初人对待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从社会属性来看，清朝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农业社会，而在农业社会里贵古贱近是思想上的一个常态，而到了民初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地变化。“近数十年来，中国自农业社会，渐变为工业社会，所以贵古贱今底人，在现在是很少底了。但有一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种毛病，即贵远贱近。”[11]清朝人贵古贱近思想导致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时遇到了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极力阻挠和诋毁，他们因循守旧，盲目排外，提出根本之途在正人心而不在于学技艺的理论，极力主张闭关锁国以正人心。就连洋务派自身虽在学习西方技艺方面是开明的，但是在对待仁、义、礼、智、信五常德方面又泥古而不前，不仅仁、义、礼、智、信五常德千年不可改一字，万世不可变一毫，而且由五常德衍生出来的整个道德体系也是千年不可改一字，万世不可变一毫的，从这方面看和顽固派在实质上又是一致的。就是因为洋务派的这点纰漏被民国人抓住不放，以此大做文章。五常德变成了所谓的吃人的礼教，孔圣人成为吃人礼教之罪魁祸首。于是民国人把五常德定义为封建道德而加以摒弃，妄图连根除掉。民国人在“贱近”的同时又开始了“贵远”，既然要摒弃中国的五常德，那就要用西方的道德来填充根除五常德之后所留下来的道德上的空白。清朝人和民国人所犯的这两个错误在实质上是同一个原因，他们都没有认清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与某一个社会具体的道德之间的界限，“有些道德是因某种社会之有，如一民族或国家，自一种社会转入另一种社会，则因原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使旧道德；因另一种社会之有而有底道德，对于此民族或国家，即是新道德。”[12]这种因某种具体的社会而有的道德就是具体的道德，它只适用于这种具体的社会，对此种具体的社会而言它是新道德，对于下一个社会而言，它就不适用了，因此也就成为了旧道德。具体的道德可有新道德和旧道德之分，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不是具体的道德，也就没有新旧之分。五常德是因社会而有，而非因某种具体的社会而有，所以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而不仅适用于某种具体的社会。对于具体的道德而言，不能是千年不可改一字，万世不可变一毫，如果其不适合新的社会了，就应该舍弃。清朝人不知道这一点，而是把具体的道德也视为常德，宁死也要维护已经不再适用于新社会的旧道德，所以被民国人称为维护杀人的礼教。民国人要舍弃不适应民国社会的旧道德，这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民国人不应该用民国社会的观点来批判之前社会的具体道德，因为这些具体道德是在之前的社会产生的，并且也是适合之前的社会的，在之前的社会里发挥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民国人更加不能不加区分地摒弃中国传统道德，因为中国传统道德之中的五常德是因所有的社会而有的，也是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的，不仅适用于民国之前的社会，还适用于民国社会以及民国以后的社会。正因为五常德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因此在所有的社会里都可以说以五常德为体。“不过肯定‘此诸德’的永恒性，并不意味着肯定他们在某一社会历史时期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永恒性，对其具体规定和内容，‘哲学不必予以肯定’。因为此具体规定和内容可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有变化。”[13]所以对以五常德为体要建立在抽象继承的前提之上。
2.五常德与具体道德之同知必以五常德为体
由上述可知五常德与具体的道德二者是不同的，五常德是恒常的而具体的道德不是恒常的。但从五常德与具体的道德二者都具有道德之理而言，二者又有相同之处。某类事物必须依照某理才能成为某类事物，五常德和具体的道德都必须依照道德之理才能成为道德，依照共同道德之理的结果就是五常德与具体的道德都可以促使社会成员产生有利于社会之存在的行为，阻碍社会成员产生不利于社会之存在的行为。并且当一个社会转变成一个新的社会之后，具体的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也会随之产生。新道德是基于这五常德的基本精神和新社会的具体情况而产生的，而不是凭空产生。并且遵守五常德的人自然能够遵守具体的新道德，“我们可以说，对于君尽忠，对于父尽孝，是旧道德；对于国家尽忠，对于民族尽孝，是新道德……。一个能行仁义礼智信底人，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里，自然能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14]。无论是之前的忠君孝父还是之后的忠国孝族都是五常德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具体社会的变化只是促使五常德的内涵所支撑的具体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发生了变化，但是维持社会存在的道德实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即道德之理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因为五常德与具体的道德的异不是单纯和绝对的异，而是在同的前提之上的异，是同中之异，五常德与具体的道德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五常德之常就是通过具体道德之变来实现的，而具体道德之变是依据五常德之常来完成的，所以说具有五常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能具有适合该社会的具体的道德，这是自然而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所有的社会里都必须要以五常德为体。
三、技之为用：作为民族腾飞的双翼之技不可废用
“自清末至今，中国所缺底，是某种文化底知识、技术、工业；所有底，是组织社会的道德。若把中国近五十年底活动，作一整个看，则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15]。“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16]。从类或共相的观点看，“各类文化本是公共底。任何国家或民族俱可有之，而仍不失其为某国家或某民族”， [17]因为此观点并不排斥个体或殊相，此观点在坚持一类事物有某些共同点才能组成一类事物的同时并不抹杀这些事物之间的不同点。也就是说一类事物是由具有一些共同点和各自独特特点的个体组成的，由共同点而成一类，由自身特点而在一类中保持个体特色和独立性，并由此区别于本类中的其他个体。共相和殊相，类和个体的辩证统一由此可见一斑。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等共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和法兰西等民族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决定中华民族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优秀民族的东西，但是在这种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又要坚持本民族之根，否则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逐渐丧失中华民族的特色和独立性，中华民族就被同化为法兰西民族或者其他民族的一部分了。而中华民族之根就是中华民族之常德，此为中华民族之体，不可改亦不能改。但是知识、技术、工业等是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可共有的，并不是中华民族学习了法兰西民族的工业后就被同化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相反，学了这些民族的知识、技术、工业后中华民族更加茁壮了，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反而更强了。清朝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此点，采用一种消极的闭关锁国的政策来抵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侵略，这种消极的自卫政策同时也关闭了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工业的大门，导致中国慢慢和世界脱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也逐渐加重。为了消除此亡国灭种之危机，一些有识之士企图通过“中体西用”的手段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于是在中华大地上兴起了了一场以“中体西用”为标志的洋务运动，因为建基于维护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这样一个错误的目标，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是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工业本身，而在于“中体西用”这种错误的方式和维护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这样一个错误的目标。民初人在反省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时，认为清末人过于注重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本身，而没有注重其“精神文明”，可以说民初人的反思所得是不对的，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本身必须要被重视，这是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清末人的错不是过于注重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而是不够重视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只把学习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作为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不是为了学习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本身而学习。所以学习的并不彻底，也并不能真正发挥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的作用。民初人对此不了解，反而把学习的重点从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转到学习“西体”上来了。“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对于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鄙视，至少亦可以说是一种轻视。清末人所要推行底产业革命，不知不觉地迟延下来。……而民初人不知只要有了机器、实业等，其余方面自然会跟着来，跟着变。这亦是他们的无知。”[18]
四、圆融和合：德体与技用相即不离
不仅以五常德为体与以西方知识、技术、工业为用是相得益彰的，而且以五常德为体与以西方知识、技术、工业为用的结合是不分本末的合一，因此在德体技用思想的推行过程中既无本末源流之分，亦无捐本逐末之虞。这就消弭了过去人们错误认知造成的德体和技用之间的裂痕，实现而二者的圆融。
1.体用想（相）得：德体与技用相即不离
坚持以五常德为体与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二者是有机统一的，都是为了解决民族面临的生存危机，复兴中华民族往日的辉煌。坚持以五常德为体，厘清了社会上人们对道德问题的纷争，也就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因为知识、技术、工业本身不具有价值判断的能动性，没有良好道德的指引可能就会坠入罪恶的深渊。比如洋务派用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维护腐朽和黑暗的封建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用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发展化学武器和病毒武器进行对外侵略，所以说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离不开正确的道德指导。五常德德核心就是要爱人，这就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规定了清晰的出发点和明确的落脚点，那就是为爱广大人民而学习，所以不能用来维护某种压榨人民的封建专制统治或资产阶级剥削统治。坚持以五常德为体，就坚持了正确的方向，避免了“中体西用”的错误。道德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存在，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工业是更好地促进社会存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说以西技为用既要坚持德体的原则，又可以巩固德体。冯友兰体用相得的理想反映在文化追求上，就是傅乐诗所说的，“像冯友兰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心目中的‘现代化文化’就是中国的道德乌托邦思想与西方的科技乌托邦思想缔结良缘”[19]。
2.体用相即：德体与技用圆融合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与用的合一建立在内体外用和上体下用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内体外用即以内学为体以治心，以外学为用以治事。治心以求内圣，治事以求外王，治心是原则，治事是治心原则的实践展开过程。可以把治心看成致知，把治事看成为践行，致知就是为了践行，践行也自然离不开知的指导。在这种语境中，体与用的涵义不是本与末的关系，而是本体与作用的关系。上体下用即以形而上为体，以形而下为用。在形而上求高明之极以治心，在形而下中求中庸之道以治事。在这种语境中，体与用的涵义同样不是本与末的关系，而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内体外用还是上体下用，体与用的关系是合二为一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及至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口号，在体用关系上引入了对西方知识、技术、工业的探讨，因此原来的把体用关系限定在中国文化内部的情况至此消失了。与之相应，体与用这对范畴的涵义也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原来的本体与作用的关系或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而是转换成为了本与末的关系，体为本，用为末。本末之别就标志了体用之分。而冯友兰在扬弃“中体西用”的同时，也否定了体用的本与末的关系。冯友兰认为体与用只是指导原则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在《新原道》中论证了极高明和道中庸的统一，这就把体用这对范畴的涵义发生了再转换，又从“中体西用”中的本与末的关系转换成原来的本体与功用的关系和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而且冯友兰认为从不同的观点来看，体和用的位置也不同。从“中体西用”的观点看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实业等是用，但是从社会改革的观点来看呢，西方先进的机器和实业又成了体而非用。冯友兰不是要抹杀体和用的区别，而是把体用关系再转换，复归之前的体用合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五常德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既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五常德与社会主义新时期具体社会形态的结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创生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良好道德，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工业，这就等于为德体技用注入了马魂。西方先进的知识、技术和工业与中华民族五常德的实质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这三者的融通将会开新出马魂德体技用这条中国梦的实现道路，它是冯友兰先生“辅新命”道路的发展方向，而要实现这种发展就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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