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
2015年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第一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官员作为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近三年因抑郁倾向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不愿主动就诊，担心这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只是私人介绍，不走医保，怕医院泄露秘密。
现状
“抑郁”成官员死亡通报高频词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从办公楼坠楼身亡，这是5月首个星期内发生的第三起官员自杀事件。据当地官方信息，5月初，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于会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先后坠楼身亡。在三则寥寥数语的通报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的词汇。近年来，公务员因“抑郁”走向极端的事例越来越多，在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浮出水面。58岁女处长耿尊芳的死，给日益引入注目的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再添一例。
就在5月份3起官员跳楼事件的通报里，虽文辞简略，但均追述死者生前“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甚至在于会田的通报里，直接明确写着“于会田患有抑郁症，近来一直有轻生念头”。
“据我观察，近三年来有抑郁倾向的公务员就诊人数，确实有上升趋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只不过代表了极端的状态。”另据媒体曾统计，近年官方通报的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初步调查发现的可能诱因之中“抑郁”出现29人次、1人次患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因抑郁自杀的这些，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至于患抑郁症的准确人数，我们也不知道”。李恒说。
也有轻生的官员们遗书里提到抑郁或患病，如“抑郁难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难忍”；也有表现失望、绝望者，如“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
为什么大多数官员生前“未被外界发现”，其死后通报时“抑郁”却成为高频词汇？李恒从专业角度分析，鉴于心理疾病的特殊性，抑郁症患者往往隐藏得很深，不易被外人发现，“通常患者要经过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就诊。当被发现时，一般问题己很严重。这些年自杀率的升高，很可能是他之前抑郁，病情加重的结果。”
和普通患者不同的是，李恒说，官员对于这样的“心病”存有禁忌，很多人不会主动来就诊，“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核心
“问题官员”就诊
“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
在李恒的印象中，来医院门诊挂号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也大多为开治失眠或抗抑郁的药，“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李恒接诊的大多数官员病人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这些患者，既有因人际困扰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比如经济问题，有婚外关系的，“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说到这一层，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李恒还透露，没被“带走”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而对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会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为他们分析利弊，“曾有个婚外情的官员来咨询，当时我帮两位当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议他们不要弄到鱼死刚破，否则不好收场。”李恒强调，心理咨询绝对不帮人做决定。过了没多久，他再次从朋友那里听到该患者赔偿了女方一笔钱，加上药物治疗，当事人的病情缓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过一个患者，尿频一年多，在京城医院挨个儿看肾病科、泌尿科、中医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依照焦虑症治疗焦虑，用抗抑郁剂，辅以心理治疗，很快康复了。其实，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记者还了解到，一线心理医生接触的很多公务员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状，这样“私密”症状往往更不足为外人道，小范围知晓。“多数人都表现为心理压力大、焦虑、失眠等，像上述出现的尿频、大汗淋漓、类似心梗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只占到20%左右。”李恒对此解释道。
官员抑郁自杀究竟足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答道，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
打“心理热线”的大多是官员家属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记者还了解到该中心同年开通了“咨询热线”，但从相关渠道获悉，目前几乎没有官员自报家门直接拨打该热线，前来咨询的几乎都是官员的家属。这个调研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在记者的采访中，心理医生和研究学者坦言基层公务员遭遇的心理健康问题更甚，“基层处级以下官员占到公务员队伍的90%左右，他们多数没心理检测的意识，咨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间窄，压力会更大，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理应得到重视。”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告诉记者。
还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
“所谓的抑郁或心理疾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个社会问题”，北师大心理学系教授许燕曾对媒体如是说。
十八大以来因贪腐自杀官员占三成
2015年元旦后，全国多地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收到了转发自中组部关于“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的通知，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对于什么是“非正常死亡”，此次统计的说明书也做了专门解读，即因自杀、他杀、工伤、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火灾等意外事故、死刑执行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有媒体统汁，2000年至今的130余名官员非正常死亡被媒体公开报道过的案例里，大部分为自杀。<财经》曾不完全统汁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巾为坠亡或溺亡等。
而中组部年初下发的调查表要求填报“死亡原因”时，有“自杀、他杀、其他原因”三项选择；而7个自杀原因选项位于前三的，分别是“涉嫌违纪违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压力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问卷的设问方式暗示着一个信息，惩戒“违法违纪官员”反腐大背景卜，官员自杀确与之有着关联性。
高强度反腐确实让一些官员饱受压力，如2014年原南京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因接受宴请并收受慰问金被免去官职，并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三个月后在家上吊自杀。“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但自杀官员的数量却明显上升。”聂辉华告诉北青报记者。“我们收集了最近三年的样本，贪腐或涉嫌贪腐的官员在自杀官员中大约占到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