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医学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学科，同时也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行业，但是对于基础医学的毕业生们来说，想要顺利的毕业，那么必须要撰写论文，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基础医学论文怎么写，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欣赏几篇优秀的基础医学论文。
第1篇：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成果性质变迁探析
杨中楷，王雪莹，高霞（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暨WISE实验室，辽宁大连116023）
摘要：以2016年拉斯克奖的“颠倒”现象作为研究缘起，梳理70年来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的专利数据，基于统计结果进行解读，探索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成果性质的变迁轨迹。研究发现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中专利持有者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他们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已不再是纯基础研究，是居于基础向应用端转化中间阶段的成果形式。这一变迁与转化医学的发展轨迹有着一致性，是技术科学中介与桥梁作用的体现。基于此，我国应尽快在科研经费投入和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调整。
关键词：拉斯克基础医学奖；转化医学；技术科学
1研究背景
2016年的拉斯克基础医学奖，颁给了3位临床医生（WilliamKaelinJr、PeterRatcliffe和GreggLSemenaz）。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人体和大多数动物的细胞对氧耐受的感应机制，使得人类可以清楚地了解了人和生物依赖氧气的基本原理。临床医学奖则分别颁给了3位基础科学家（RalfF.w.Bartenschlager、CharlerIce和MichaelSofia）。他们的突出贡献是揭示了丙肝病毒的致病机理，并以此开发特效药，治愈了丙肝患者。
临床医生获得基础医学奖，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获得临床医学奖。针对此情况，美国霍华德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卡罗尔（SeanB.Carroll）确定地指出：拉斯克医学奖的宗旨就是奖励那些转化医学研究的成功案例。这展现出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一个基本机制：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水乳交融［1］。临床问题给基础研究提出了方向，基础研究给临床疗效注入了活力，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以基础医学奖为例，3位得主的研究成果虽然被归入到了基础医学奖的范畴，但他们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申请并获得了发明专利，在解释氧耐受机制的基础上提供了用于预防和治疗缺氧相关病症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推进到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的中间阶段，很难再将其归入纯基础研究的范畴，所以，根本问题并不是得奖者身份的“颠倒”，本质上是获奖成果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对于上述现象，除了在科学网等网络媒体上有所讨论之外，并未更多地引起对其中所蕴含的科技发展规律的关注。普赖斯曾经指出：科学学就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运筹学及其他”［2］。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指出“医学学”（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为分支学科）应作为科学学的一个大的分支［3］。可见，医学本来是科学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医学科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也应该成为科学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几十年过去，科学学界对医学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医学领域的文献计量分析等外围研究层面，较少地能够站在科学学的高度，探寻医学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动因，这是科学学研究中对医学科学研究的缺位和不足。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的需求，本文意欲从科学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基于对拉斯克获奖成果的性质考察，探寻基础—临床“水乳交融”现象的历史渊源，发现其背后的演化动力，解释和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对策建议。
2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思路
艾伯特·拉斯克奖（AlbertLasker）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于1946年设立，分为基础医学奖、临床医学奖和公众服务奖。主要奖励那些在理解、诊断、预防、治疗甚至治愈某些重大的非常难以治疗和致死的疾病方面取得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离思想的影响，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也存在着明确的界限，但是近年来，许多基础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很难将其明显地归为基础研究的范畴。除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案例之外，其他类似案例也比比皆是。诺奖得主山中伸弥就是经典范例［4］，山中伸弥和他的学生将Oct3/4、Sox2、c-Myc和Klf4这四种转录因子引入小鼠胚胎或皮肤纤维母细胞，诱导其发生转化，获得了iPS干细胞。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同时努力地将iPS研究推向临床应用，并申请了大量的发明专利。上述科学家的研究并不单纯地属于基础科学范畴，也很难将其归为临床医学范畴，这些研究具备着基础和临床中间阶段的属性。
受此启发，我们可以对拉斯克基础医学奖的得主所获得的专利情况进行考察，从成果性质变化的角度考察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转化的趋势。我们假设基础医学的主要成果应该是科学论文为主，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基础医学奖得主的专利获取量达到一定程度，则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对奖项成果的性质进行判断分析［5］。
2.2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专利数据来源于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库，之所以选择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库作为检索对象，是因为美国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和专利制度最完备的国家，是重大发明最重要的申请目的国之一。美国专利数据库的数据可以追溯到1790年，这也是其他各国数据库所达不到的。如检索不到美国专利，则求其次检索欧洲专利数据库。因此，表中的数据只是可检索到专利数据的最低数量，虽不完备但基本可满足研究要求。专利与获奖研究的相关性判定依据为专利说明书中是否出现获奖研究的关键词，如没有出现该关键词则判定为不相关专利，如包含该关键词则综合考量其说明书摘要、发明人机构以及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判定。专利数据均以授权时间为基准，如同一获奖者拥有多项专利，则取授权时间最早的专利作为判据。
3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的专利数据
拉斯克奖从1946年设立至今已逾70年，获奖者众多，为便于分析，我们分三个阶段展现基础医学奖得主的专利情况。表1为1946—1966年间获奖者的专利情况，共有44位获奖者，其中有9位可检索到专利，约占该阶段总获奖人数的20%。1948年的获奖者迪维尼奥（VincentduVigneaud）和瓦克斯曼（SelmanA.Waksman）分别于1951年和1945年取得关于青霉胺和放射菌素的专利；1954年获奖的艾伯特（AlbertSzent-Gyorgyi）于1957年获得专利“核苷多磷酸的合成”；1955年获奖的林克于1949年获取专利“4-羟基香豆素的合成”，为血液凝固、血栓治疗做出了贡献；1958年获奖的普科(TheodorePuck)于1993年获得专利“区分正常细胞与癌细胞的方法”，斯科冉姆(GerhardSchramm)于1961年获得首项关于核苷酸制备的专利，并于1967年获得美国专利；1960年的获奖者卢斯卡(ErnstRuska)和赫利尔(JamesHillier)分别于1942年和1943年获得显微镜相关的美国专利；1964年因研究DNA与癌症病毒间联系获奖的杜尔贝克，于1986年获得了名为“具有重组表面蛋白的病毒”的专利。
表2为1967—1996年间获奖者的专利情况，在这30年间共有65名获奖者，其中32位可检索到专利，约占该阶段总获奖人数的49%。1968年的获奖者科拉纳(H.GobindKhorana)于1957年取得专利“核苷多磷酸的合成”；1971年由于对遗传学的卓越贡献获奖的本则尔（SeymourBenzer）和布雷内（SydneyBrenner）分别于1997年和2002年获得专利；1974年获奖的斯皮格尔曼（SolSpiegelman）于1983年获得专利，特明(HowardM.Temin）于1987年取得专利；1975年的获奖者吉尔曼（RogerC.L.Guillemin）和沙利(AndrewV.Schally）分别于1981年和2008年获得有关生长抑素的专利，同年由于对创立免疫病毒学的卓越贡献而获奖的迪克森（FrankJ.Dixon）在1982年获得了专利；1977年的获奖者贝里斯特罗姆(K.SuneD.Bergström）、萨米尔松(BengtSamuelsson）和文（JohnR.Vane）分别于1962年、2002年和1980年获取了与前列腺素相关的专利；1979年获奖的吉尔伯特（WalterGilbert）在1982年获取了关于DNA快速测序的首项美国专利；1980年的获奖者伯耶(HerbertW.Boyer)和科恩(StanleyN.Cohen)在同年取得了关于重组DNA方法的专利；1982年因鉴定并阐明了癌基因蛋白产物的功能特性获奖的艾瑞克森(RaymondL.Erikson)于2002年获得首项相关美国专利，同年获奖的花房（HidesaburoHanafusa）和高卢(RobertC.Gallo)分别于1995年和1997年取得专利；1983年获奖者坎德尔（EricR.Kandel）于2000年获得了关于一种测量神经元退化方法的专利；1984年米尔斯坦(CesarMilstein）于2012年取得与获奖研究相关的专利；1985年的获奖者布朗(MichaelS.Brown)和戈尔斯坦(JosephL.Goldstein)，于1988年共同获得专利“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检测的方法和组合物”；1986年的获奖者科恩(StanleyCohen）于1976年取得首项关于表皮生长因子的专利；1987年的获奖者利德(PhilipLeder）和利根川进（SusumuTonegawa）分别于1985年与1987年取得专利；1988年的获奖者切赫(ThomasR.Cech）于1993年取得专利“单链DNA的位点特异性裂解”，夏普（PhillipA.Sharp）于1987年取得专利；1989年获奖者克雷布斯(EdwinG.Krebs)和西冢泰富(YasutomiNishizuka)分别于1997年和1993年获得关于蛋白激酶的专利；1994年的获奖者普鲁西纳(StanleyB.Prusiner)于1996年取得关于测定转基因动物朊病毒方法的专利；1995年的获奖者尤南(EmilR.Unanue）于1991年取得了关于增强肽免疫原性的专利，同年斯楚敏戈（JackL.Strominger）也取得了相关专利；1996年的获奖者穆拉德（FeridMurad）于1995年获得专利，阐述了EDRF和NO的关系。
表3为1997—2016年间获奖者专利情况，在这20年间共有45名获奖者，其中32名可检索到专利，约占该阶段总获奖人数的73%。1997年塔什（MarkPtashne）因发现了调节蛋白控制基因转录的机理获奖，于1989年取得专利；1999年的获奖者麦克凯农（RoderickMacKinnon）于2003年取得有关通道蛋白的专利，西尔(BertilHille）于2014年取得专利；2000年的获奖者西坎诺瓦（AaronCiechanover）、赫什克（AvramHershko）和瓦沙斯基（AlexanderVarshavsky）分别于1995年、2001年和1996年取得与泛素蛋白相关的专利；2001年的获奖者卡派克（MarioCapecchi）、伊文斯（MartinEvans）和史密斯（OliverSmithies）分别于1995年、2002年和1995年取得专利；2002年的获奖者鲁斯曼（JamesRothman）于2003年取得专利；2003年的获奖者洛德（RobertRoeder）于2001年取得专利；2004年获奖者皮埃尔·尚邦（PierreChambon）、罗纳德·伊万斯（RonaldEvans）分别于2003年和2002年取得了关于核激素受体的专利；2006年获奖者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Blackburn）和卡罗尔·格雷德（CarolGreider）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取得有关端粒酶研究的专利；2007年获奖者拉弗尔·斯坦曼于1997年获得关于树突状细胞研究的专利；2008年因microRNA获奖的布鲁斯.Ruvkun（GaryB.Ruvkun）和鲍尔库（DavidC.Baulcombe）分别于2006年和2002年取得专利；2009年的获奖者山中伸弥于2005年取得有关细胞核重编程的专利；2010年因发现瘦素获奖的科尔曼（DouglasColeman）和弗里德曼（JeffreyM.Friedman）分别于1985年和2006年取得与该研究相关的专利；2011年的获奖者哈特尔（FranzUlrichHartl）和亚瑟（ArthurL.Horwich）分别于1998年和1995年取得首项与蛋白质折叠机制研究相关的专利；2012年的获奖者斯普迪赫（JamesSpudich）和韦尔（RonaldVale）分别于2007年和2002年获得与细胞骨架马达蛋白研究相关的专利；2013年的获奖者施勒（RichardH.Scheller）于1997年取得与获奖研究有关联的专利；2013年的获奖者托马斯（ThomasC.Sudhof）于2008年取得与神经递质相关的专利；2014年获奖者和俊森（KazutoshiMori）和彼得沃尔特（PeterWalter）分别于2003年和2014年取得与未折叠蛋白反应相关的专利；2015年因发现DNA损伤反应获奖的埃利奇（StephenJ.Elledge）同年取得专利；2016年的获奖者雷克利夫（PeterJ.Ratcliffe）和西门扎（GreggL.Semenza）分别于2004年和1999年取得专利，同年获奖的威廉.凯林（WilliamG.Kaelin，Jr.）于2005年获得专利。
4专利数据的解读与启示
4.1专利数据的历史趋势
从总量上看，在1946—2016的71年间，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共有154位获奖者，其中有73位获奖者可检索到与获奖研究相关的专利，可检索到专利的人数几乎占据了总获奖人数的一半。从获奖成果的角度来看，仅有24年的获奖成果未形成专利。在这73名可检索到专利的获奖者中，有29名为2000年以后的获奖者，这意味着近年来大部分基础医学奖获得者都拥有相关专利。
为清晰观察起见，绘制拉斯克基础医学奖得主70年间的专利持有分布图。图1为1946—2016年间拥有专利的拉斯克基础医学奖获得者占比情况。横轴为时间轴，以10年为一个区间。纵轴为占比数据，统计单位时间区间内拥有专利者占该区间内获奖者总数比率。
拥有专利的获奖者比率呈增长趋势，在1946—1956年间仅有四名获奖者拥有专利，至1957—1966年间，这个比例增加到23%。及至1967年前后，专利拥有者比例跃升，之后较为平缓发展，一直持续到1996年前后。自1997年左右开始，专利拥有者比例再次有一个跃升，2007—2016这十年间拥有专利的获奖者比例已达77%。可以判定，越来越多的拉斯克基础医学奖获得者拥有专利，且该趋势正在不断显现。
4.2专利数据的分期解读
第一阶段是1946—1966年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临床研究）基本是分离的。基础研究科学家做出科学发现，以科学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从事应用研究的接续基础研究的工作，在基础研究所产出的发现和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将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端推进。如1960年获奖的威尔金斯、沃森和克里克，他们做出了划时代的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从而引发了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67—1996年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出现了结合的趋势。基础研究科学家做出科学发现后，不再满足于以科学论文的形式进行发表，而是继续向前推进，探索将基础科学成果向临床端转化的途径。这时候他们的成果已经不能再归于纯基础研究的范畴，而是居于基础研究向临床研究过渡的中间阶段。如1994年的得奖者普鲁西纳和他的同事成功从患病的仓鼠脑中鉴定出“脘病毒”，紧接着就发明出测定转基因动物“脘病毒”的方法并迅速获得了发明专利。
第三阶段是1976—2016年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逐渐模糊。从事基础研究的不再单纯是基础科学家，许多原本从事临床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入手，将视野推进到基础研究端，从源头上探索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2016年的三位得主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大多数得奖者则是继续从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出发，不断向临床试验推进，正如山中伸弥一直所做的那样。
4.3转化医学视角的解释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medicine）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research）一词。1968年有学者提出了“bench-bedsideinterface”［6］（实验室与临床相交互的研究模式）的概念，1992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医生Choi再次引出“benchtobedside”的概念，即从实验室研究到临床应用，1994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Morrow正式提出“translationalresearch”［7］，随后1996年Geraghty首次在柳叶刀杂志提出“translationalmedicine”的概念，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Elias.Zerhouni在Science杂志上全面阐述了转化医学的概念，其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强调由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连接，通常称之为“从实验台到病床旁”［8］。
转化医学的提出一方面源于当年NIH所面临的社会压力，20世纪末NIH每年的研究经费高达200多亿美元，然而，大量高水平论文的发表和新技术的发明并没有使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另一方面，自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至2003年测序完成，尽管生物医学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遗传信息数据，但测序结果并不能很快应用于医疗实践，因此，NIH正式提出了转化医学的概念，旨在让基础知识向临床治疗转化，促进健康水平的提升，这也恰恰与拉斯克奖的宗旨不谋而合。
正如前文所述，拉斯克奖的宗旨就是奖励那些成功转化的案例。基于此观点，为了更直观的了解转化医学的发展，以10年为一个区间，绘制转化医学变动趋势图（见图2），并将转化医学的发展历程带入到（见图1）专利数据的变动趋势中，绘制图3，从图中可见，自1996年起两者均处于快速上升态势，1968年有学者首次提出“bench-bedsideinterface”的概念，1994年“translationalresearch”被正式提出（Morrow），随后开始逐渐得到关注，从专利占比的曲线中可以看出，专利持有者比例分别在1966年和1996年呈现出阶段性增长，与转化医学的发展趋势近似一致，这意味着，转化医学的思想不但得到了科学家们的肯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居于创新链的某一节点，而是力求从一端到另一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临床研究的整个链条。可以断定，拉斯克奖认同并采用了转化医学的评价范式，而这种认同也与整个医学发展的潮流是吻合的。
4.4技术科学视角的解释
转化医学既考虑基本的医学认识和机理，又关注对一般医学机制的临床应用，兼具基础性和应用性。考虑临床应用的基础医学，属于典型的巴斯德象限［9］，是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兼顾基本生命机理的临床研究，即理论导向的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并存、结合、互动，正是技术科学的实质［10］，这意味着，作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桥梁的转化医学，具有一定的技术科学属性，或者说转化医学是技术科学在医学领域的直接体现。
转化医学的技术科学属性意味着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成果性质的变迁并非医学领域特有的现象。杨中楷等［5］在考察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成果时认为诺奖正呈现出技术科学的趋向，同时该文指出，基础科学的成果形式一般以论文的形式展现，其内容为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为主，而技术科学的成果形式之一就是技术原理以及根据此原理所形成的发明专利。
按照此逻辑，在当今时代，临床医生开始探究生命机理的基本问题；与此同时，基础医学科学家也并不止步于发现病毒致病机理，以此作为基石逐步深入到如何预防和治疗疾病。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都不再是原来传统分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一种是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另一种则是以理论为背景的应用研究，此两种研究被归于新巴斯德象限（技术科学象限）。从此，临床医生和基础科学家身份的界限也势必会越来越模糊，“跨界”得奖的现象也会愈加普遍。毕竟是否得奖只是通过成果的水准和性质来进行判断，而并非是通过候选者的身份进行遴选分类。
4.5基础科学奖成果性质变迁的启示
拉斯克基础医学奖成果在70年间发生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变迁。首先，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在不断地专利化，而且成果的性质越来越难以进行严格区分。其次，这种趋势与转化医学的兴起与发展存在一致性，并且不单纯在医学界存在，甚至存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体现出技术科学在原始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类研究的中介性和桥梁性，应在科研体制和人才培养方面有所调整：
（1）国家统一规划。NIH于2006年推行了临床转化医学奖励计划(CTSA)，已在30多所大学和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或临床转化科学中心，并于2011年成立国立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CATS）；英国于2007年成立健康研究战略协调办公室（OSCHR），同时成立转化医学委员会［11］。而我国于2014年才在上海成立首个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相对而言，缺乏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应在顶层设计上加以重视。（2）促进基础研究机构与临床研究团队的交流合作。鼓励院、系的研究团队与医院间的合作，打破部门壁垒，开展“大科学”研究模式，采取跨学科团队联合项目攻关方式进行医学研究［12］。（3）扩大科研经费投入。NIH每年资助的转化医学研究经费达5亿美元［13］，预计2017年NIH国立转化科学促进中心的预算达68亿美元［14］，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项目投资达10亿元（约合1.63亿美元），经费投入仍有待加强。（4）加强转化医学学科建设。目前国内在转化医学学科建设方面更为欠缺，美国在转化医学项目基金投入中，拿出16%的基金用于培养转化医学研究生，一批转化医学博士即将“出炉”。我国医学院校仍停留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的划分上，应打破学科壁垒，培养一批具有基础研究技能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双向人才。
5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拉斯克基础科学奖得主的专利获得情况，考察了70年间拉斯克基础科学奖获奖成果的性质变迁，揭示出基础科学奖成果从纯基础研究成果演变成为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成果的变化趋势，展现出基础科学家在成果转化过程中身份和角色的变化，指出转化医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在整个科技战略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不足的是，本文囿于篇幅和手段限制，只选取拉斯克基础医学奖的数据进行了单向研究，不足以反映转化医学双向转化乃至多项转化的整体特征。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从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出发，利用科学论文数据反向探求其源于基础科学的背景与历史渊源，更好地为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提供数据和决策支持。
第2篇：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与实践
刘克敏，孙艺平，戴淑芳，穆靖洲，朱亮，徐静，宫德正，徐红(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实验教学中心，辽宁大连116044)
摘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能有效降低实验成本、扩大受益面、解决优质实验资源共享等问题。文章从分析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背景和意义入手，结合大连医科大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经验，围绕自主学习平台、4A网络教学和数字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对目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结构内容、系统功能、建设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教学平台
以网络为基础的各种知识学习逐渐成为世界教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从2012年起，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一批知名高校构建了MOOC形式的网上教学形式[1]。2014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下文在全国构建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从国家政策上给予网络化的虚拟实验仿真技术发展提供支持[2]。医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其理论是建立在医学实验基础之上的，实验也是医学生学习和加深掌握医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全世界动物保护意识的发展趋势使得在学生实验中的动物实验越来越少。进行医学实验需要动物、药品等一系列配套资源，医学实验室对学生开放也相对较难。而医学实验本身是技术和经验性质的，虚拟医学实验对于实践操作的学习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将虚拟实验作为实体实验的有益补充，可突出最新生物学实验技术在基础医学上的应用，突破时空局限及成本高、周期长、易造成环境污染、具有疫病传播风险等限制，同时可节省大量的动物。学生能随时随地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实验活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4]。
1基础医学实体教学和实验中的制约问题
基础医学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包括药理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解剖学、寄生虫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等，各个学科均由理论课程和实验教学课程组成，是每个医学生基础阶段学习的主干课程，这段时间的学习直接影响后期临床课程和科研实训。但是鉴于医学知识复杂难懂，有些实验无法及时完成，并且在真实实验室很难对学生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训。
(1)时间较长，短期无法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一些长期毒性实验，实验时间一般以月计，需要长期观察实验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动物形态变化，而学习任务繁重的本科教学不可能完成这类实验，学生很难理解这样的实验过程，影响了教学效果。
(2)危险程度高的实验。一些特殊病毒实验、放射性物质实验，需要专业的场地和人员指导才能完成，并且受到国家管制，学生独立操作会造成不可避免的危险和安全事故，因此在普通院校开展难度较大。
(3)受制于经费和动物伦理学。某些仪器十分昂贵，比如流式细胞仪、共聚焦显微镜等，不可能让每个本科学生去操作和熟悉仪器，还有部分留学生因宗教信仰原因不能杀生，而且消耗大量动物的实验也不符合动物保护“3R原则”。
(4)操作困难，手术复杂的实验。常规的电生理实验、离体心脏灌流实验等，操作难度太大，高级实验工程师也需要长期的练习才能顺利完成，学生不可能在短期做出实验结果，在很长时期内无法理解这类型的实验原理和实验结果。
(5)流失已久的实验技术。大量经典寄生虫实验，由于许多经典的虫体缺失以及一些宝贵的技术手法失传而无法开设。在现代社会根本无法采集到相关的寄生虫进行实验操作，许多优秀的经典实验技术也随着人员流失无法传承，因此需要利用视频和虚拟仿真技术将这些珍宝留存下来。
(6)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综合性实验。一些疾病可能涉及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法医学等，此类跨学科复杂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在现实中很难完成。
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
为了解决上述实体教学和实验中的问题，我校在2014年开始构建“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下简称中心)。中心伴随着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改革而建立和发展，以“学科融合、资源共享”为建设理念，依托大连医科大学“国家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坚持“以虚补实，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原则，围绕自主学习平台建设、4A网络教学和数字网络教学资源台建设，构建了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5]。平台包括丰富的教学资源内容和完善的平台管理后台2部分。
2.1虚拟仿真实验中心结构
中心由机能学实验中心、解剖学实验中心、形态学实验中心、病原学实验中心、生物化学实验中心、实验仪器及实验动物中心构成，面向全部学生，贯穿基础医学院本科教育全过程。
2.1.1机能学实验中心
机能学实验中心教学覆盖生理学、药理学、病理生理学等方面的内容，立足于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遴选要求，包括60余个实验项目。虚拟仿真实现模拟实验操作过程，配置高清的实验视频，学生自主探索实验结果、观察实验结果变化，同时学生还能进行虚拟仿真的模拟考试、记录笔记、向教师提出疑问并获得反馈。实验项目选择真实实验平台无法开展或高危险的实验，大型、综合的实验，成本高、资源(包括能源和试验原材料)消耗大、污染严重的实验等。
典型实验一：“自主设计实验：家兔血压调节”。该类型实验过程中，模拟学生独立进入科研，给予学生一笔科研经费，学生根据实验需求自行购买动物、购买药品、选择实验室中已有的仪器，设计实验方案，书写实验流程，最终完成实验。根据学生的操作过程，后台数据库自主评价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和设计能力。
典型实验二：“家兔失血性休克”。消耗大量的家兔和药品，观察实验结果的时间一般大于4h，要完整地观察整个实验比较困难。通过高清的实验录像，学生可以学习正确的实验操作手法；通过对简介、原理的学习，学生可以知道更多的实验知识；在计算机上随时随地完成模拟仿真操作，学生能更详细地了解实验过程；最后通过仿真实验波形操作，学生给予不同的药物组合抢救，观察可能出现的血压波形变化，结合相关原理，能更加深刻地学习和理解“家兔失血性休克”。
典型实验三：“离体心肌细胞动作电位记录和收缩力同步记录”实验。学生手术难度太大，只能通过一些演示帮助学生了解实验过程。通过该实验的模拟操作、动画原理展示，动画波形展示，学生可以学习难懂的电生理实验方法和基本的电生理参数选择，熟悉取出豚鼠乳头肌的手术方法。
2.1.2分子生物学实验中心
分子生物学实验使用的仪器和试剂比较繁杂，本科学生实际操作的难度较大，导致进入研究生课程后对分子生物学实验知之甚少，因此对本科生进行必要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教学十分必要。普通课堂讲解相关知识点，一般都比较枯燥难懂，不能进行实际操作，导致学习效果不良。因此辅助用以虚拟仿真的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教学，能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学生科研前培训。
典型实验四：“流式细胞仪测定网织红细胞”实验。流式细胞仪比较昂贵，几乎不可能用于学生实验，可以提前让学生了解该仪器及一些基本原理。
典型实验五：“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实验。学生在未进入科研之前很难进行这样的实验，通过虚拟仿真实验进行科研实训，学生可以不用考虑昂贵的仪器和试剂，独立完成实验流程，学到相应的知识，以后则更容易进入科研状态。
2.1.3形态学实验中心
形态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包含病理学和组织胚胎学切片，总计195张切片，每张切片包含4倍、10倍以及40倍不同放大倍数下的图像。目前虚拟显微镜系统正逐步应用于形态学的实验教学和病理学诊断，方便学生学习切片内容和识别不同病理切片[6-7]。
形态学教学标本学习系统以自主创新研制的三维立体数字化标本和数字切片网络呈现技术为主，其中三维立体标本可实现旋转、缩放；数字切片可模拟显微镜观察进行移动、缩放等互动操作，并根据学生学习要求提供描述、诊断、查询等功能。
2.1.4病原学实验中心
在病原学虚拟仿真实验模块中，还包含一些在现实教学条件下难于采集的标本和难以实现的实验项目，比如“阴道毛滴虫的染色镜检”；还有些是高危险的实验，比如“埃博拉病毒的实验诊断”“艾滋病毒的实验诊断”等。这些实验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通过虚拟实验来展现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同时把一些常规的、优秀的基础实验技能，比如“饱和盐水漂浮法”“厚涂片透明法”“硫酸锌离心浮聚法”等通过虚拟的方式永久地保存下来，供科研工作者和学生使用[8]。
经典实验六：“阴道毛滴虫的染色镜检”实验。该实验过程普通学生几乎不可能参与。学生通过实验简介和原理的学习，了解到阴道毛滴虫的生存生长环境，取样方法以及检查方法，本实验流程是涂片染色法，其余几种寄生虫染色方法在其他实验中介绍和模拟。学生仿真模拟实验过程，并且在实验最后可以了解到阴道毛滴虫的外形特征等知识。经过一系列的学习过程，学生理解了从基础到临床实验的一个衔接过程，有助于学生综合临床思维和科研思维。
经典实验七：“埃博拉病毒的实验诊断”实验。根据时事热点制作相关的教学项目，让学生学习病毒的发生、发展过程，尤其是学习到埃博拉病毒的外形和超强致病力。
2.1.5解剖学虚拟实验中心
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包含大量器官的文字图片展示，及用图片制作成的Flash动画文件(SWF)。通过人机对话，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观察实验现象，并进行高度仿真标本的“实际”操作。该系统不仅能有效地解决解剖尸源不足、标本缺乏的问题，而且节省了重复实验所带来的成本和费用[9]。
2.1.6实验动物、实验仪器中心
实验动物中心模块中包含了实验动物的编号方法、实验动物的插管技术、实验动物的注射给药、实验动物的捉拿方法、实验动物介绍，还对实验中常用的家兔、蟾蜍和犬等实验动物作了详细介绍。实验仪器展馆包含了生理和药理实验中常用实验仪器，从原理和模拟操作2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2.1.7应用效果
(1)以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全面解析药物的各个层面，打破学科界限，使片面的知识系统化。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观察、综合分析、创新思维能力。拓展实验项目，使得不常见的实验在虚拟实验中定制完成。
(3)信息量大大增加。将虚拟仿真与网络技术相结合，资源开放共享，访问无时空限制。
(4)内建题库系统。提供在线自测，为学生的自我巩固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自学平台。
(5)由真实实验转为虚拟仿真实验。反复操作，节约成本、人力和物力，无场地、时间等的限制。
2.2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功能
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需要通过虚拟实验教学管理系统向学生、教师、教务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提供实验教学管理功能。师生通过教学论坛进行互动，学生可将实验中的经验、教训、收获和问题在论坛上发布，教师可将实验中的不足提出来，师生共同探讨。教师从中可以得到及时的实验教学反馈信息，以便调整实验教学的进度和深度。学生也可从中吸收别人的经验，快速提高自己的能力[10]。
(1)学生：选课、选择实验、开展实验、接受实验指导、在线提交实验报告、保存和提交实验结果、查询实验成绩和批语。
(2)教师：典型实验库维护、发布实验、安排实验、批改实验报告、自动批改、智能指导、统计并发布学生的实验成绩和批语。
(3)教务管理员：课程计划、开课计划、选课日期设置、开课审核、开课查询。
(4)系统管理员：用户管理、分组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系统维护等。
2.3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管理体系
(1)组织保障。成立专门虚拟仿真教学中心工作机构，加强校内外各单位和部门的工作协调。加强对各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以及协调、检查和督导工作。
(2)制度保障。建立健全虚拟仿真教学中心人才培养标准体系、教学大纲、实习大纲和教学日历，科学规范教学运行、学生遴选、学籍管理、毕业标准和教师评聘与考核等管理制度。
(3)管理规范。成立“虚拟仿真教学中心”工作小组，由主管教学校长担任组长，基础医学院主管教学院长担任副组长，成员由机能学实验室主任、形态学实验室主任、人体解剖学实验室主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负责虚拟仿真教学计划、课程方案的制订和组织实施，确保各主要项目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
2.4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特色与创新
2.4.1以虚补实，虚实结合
虚拟中心在保证正常基础医学学科教学、临床前培训、科研前实训3个层次的真实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多学科的虚拟仿真实验，着力解决实际基础医学教学和实验过程中遇到的几种限制因素：
(1)长时程实验，短期无法完成，比如长期毒性实验；
(2)高危险实验，比如病毒、放射性物质实验；
(3)受制于动物伦理和经费不足等原因，比如昂贵仪器和大量损失动物实验；
(4)操作困难，手术难度复杂，比如电生理实验；
(5)流失已久的实验技术，比如大量经典寄生虫实验；
(6)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综合性实验，比如结合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法医学等跨学科复杂问题分析与讨论；
(7)某些实验只能在虚拟平台开展。
2.4.2特色内容创新
结合多年教学经验和临床经验，开发出新型的教学模式。
(1)以器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符合医学生学习医学科学的规律，以虚拟人为框架，从胚胎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等各学科阐述器官的各个方面，打破常规的学科界限，大跨度学科整合，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2)基于病例的基础—临床相结合模式，先给出病例，提出问题，以病例为桥梁，以正常解剖和组织学为对照，学生通过病理标本观察，解释病例，自主解答问题，提高学习兴趣，尽早接触临床，使学生牢固树立“学以致用”的医学学习理念。
(3)科研应用于教学，设计的20个实验项目均为整合性或设计性项目，由此派生出来更多的综合性实验项目。
2.4.3技术先进，与时俱进
与软件和网络企业合作，融合了虚拟人、数字切片和网络技术的最新科研成果，与国际上流行的PBL教学异曲同工，并与国际医学教育接轨。医学专业与IT技术结合研发革命性的教学方式，教学与临床诊疗紧密结合，学以致用，科研促进教学培养创新型人才，形成良性循环。任意移动终端均可访问虚拟中心，学习平台资源，管理平台内容，完成考试等，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监督、有交互的学习。在资源开放、不受时空限制学习的同时，管理学生的学习过程，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3结语
随着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资源共享的范围，计划将向国内其他高校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实验实训资源，并以专业平台的方式收集资源库，把这些资源库采用虚拟的方式向兄弟院校和社会提供共享。
第3篇：司法鉴定融入基础医学教育助力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
马丽琴1，2，毛峥嵘1，2*，彭慧琴3，竺可青1，2，李冬梅3，张伟1，2，黄洪溪2，杨水友3(浙江大学1.医学部基础医学院；2.司法鉴定中心；3.形态中心；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通过医学生前期教育中增设司法鉴定相关的新生研讨课，将真实典型的法医病理案例融合贯通于基础医学理论和实验教育中，进一步开设法医学选修课，引导医学生申请司法鉴定和法医病理相关的科研训练，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临床思辨能力，进行早期预警，提升防范和应对突发医疗事件的能力，同时提高老师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从多方面助力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
关键词：基础医学教育；司法鉴定；法医病理；医疗纠纷
最近，一位产妇因主动脉夹层破裂不治身亡，引发全国有名的生殖中心北医三院和死者单位中科院之间“大战”。不可否认，随着改革开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增加，而社会法制的建立健全和进一步完善，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加，对广大的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报道中的医疗纠纷和医闹事件，已经危害到医务人员的人格尊严和人生安全。在引起种种热议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如何结合当前形势和时代的需要做好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
浙江大学医学院借力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通过增设相关的新生研讨课，在医学生前期教育中导入司法鉴定的概念和基本知识，进一步在基础医学教育中将真实典型的法医病理案例与基础医学的理论和人体形态学实验教学融合贯通。后期则增设法医学等选修课，系统学习和掌握相关法医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有兴趣的医学生申请司法鉴定和法医病理相关的科研训练，进行探究创新。探讨从医学教育的角度如何减少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和发展。
1一年级的早期新生研讨课：引入司法鉴定相关概念及案例警示
自2011年起，浙江大学在一年级医学生中增设新生研讨课。这是20～30人的小班讨论课，每周3学时，8次共24学时，主要由参加司法鉴定的老师结合当前医疗形势介绍司法鉴定尤其是医疗纠纷中的相关概念、并通过真实典型案例的展示和分析，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警示，在进入基础医学专业知识学习前了解当前的医疗环境，进一步思索如何应对？如何做好一名合格的医生？
2与二至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的融合贯通：将司法鉴定案例融入医学基础理论及实验教学[1]
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多年病理解剖的历史，为医学教育提供了大量生动的案例和病变标本。2003年成立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后，开展了包括法医病理、法医临床、法医物证及亲子鉴定等多个司法鉴定项目。一方面有利于参与鉴定的老师将专业知识和典型案例融合贯通进行教育，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血液循环障碍这一章中重点内容是血栓、栓塞和梗死的概念和相互间的联系，而血栓栓塞是造成猝死的常见原因之一。在该章教学前把案情摘要适当修饰后发布在网站上或在课堂上介绍，请学生推测分析其死亡原因和机制；同时在课堂中有意识地结合类似案例，引导学生思考事件发生的过程，在实践中掌握相关知识点，分析血栓、栓塞和梗死间的联系；该章教授完成后，请同学为该案例做出诊断，进一步提出可能的防范措施。这样，在反馈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的同时，培养了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对案例的逐步解剖过程中，深刻理解并充分掌握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进一步拓展、分析和思考，早期进行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这些生动的案例不仅在医学生学习过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还将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起警示和防范作用。
在小班化的实验教学中安排学生参与法医病理鉴定过程(每例均与被鉴定人家属签订了进行医学教育的知情同意书)：包括从开始的案情介绍到尸体解剖过程的观摩，如解剖前对死因的一些思考和推断，需重点解剖检查的系统和脏器；解剖时对死亡征象的检查，解剖中各系统、器官位置、形态、大小和重量的判断；解剖后结合案情及临床资料的初步诊断及死因推测。后期参与切片的观察并做出初步的病理诊断，最终结合临床、解剖等资料进行诊断和死因分析。从案情介绍-观摩尸体解剖-进行病理诊断-分析死亡原因这个过程中，医学生对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表现及结局有自己的分析思路，早期临床资料的接触，极大地提高了医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充分了解当前法制环境下司法鉴定的流程、步骤、方法和意义。有不少同学兴趣盎然地参与到多个法医病理鉴定案例中，甚至成立案例分析兴趣小组，对罕见典型案例进行追踪报告和文献综述[2]。
4500多例尸体解剖和法医病理鉴定案例不仅为实验教学的临床病理讨论(clinicalpathologicalconference，CPC)提供了丰富的教学案例，而且为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如翻转式课堂教学、W2H2思维网络教学法[3]以及虚拟教学和网站建设[4]提供了充足的教学素材，为学习形式的多样化、趣味性和实践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2006年浙江大学和医学院专门拨出经费和新建场地组建了浙江大学人体博物馆，包含正常人体解剖标本、胚胎学标本以及各个系统常见或典型疾病的病理标本、法医学损伤、中毒标本共上千种，不仅为医学生提供了直观生动的素材，而且作为浙江省医学教育和科普的一个前哨站和窗口，接待了来自多个国家以及全国各地包括港台地区的大、中学生、老师和其他人群，提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对缓解医患关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3在三至四年级学生中引入法医学选修课：进行系统学习和回顾
在基础医学学习后期，感受到医学生对司法鉴定的浓厚兴趣，重新开设了《法医学》选修课，每周3学时，8次共24学时。由参与司法鉴定的老师讲授，包括法医病理、法医临床、法医物证及亲子鉴定等。引导学生对法医学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和回顾，在拓展医学生视野的同时，提高防范、应对医疗纠纷的能力[5]。几乎成为医学生的必修课，还吸引了外院和外系如法学院、生命科学院的学生。同时还在医学院留学生中开设《法医学》的英文教学，并利用人体博物馆、司法鉴定过程中的录像、案例资料和切片标本编写了英文版的《法医学实验讲义》，对留学生进行小班授课和带教，受到留学生的好评。
4师生联合申请司法鉴定相关科研项目：探究创新和拓展训练
借助浙江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undergraduatescientificresearchtrainingprogram，SRTP)”，老师们有意识地引导兴趣浓厚的医学生结合司法鉴定和病理解剖申请相关课题，如“法医解剖在人体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3位学生在参与法医病理解剖的同时，收集凝练典型疾病及罕见疾病的案例，充实到人体形态学的教学中，相关论文参加“中国法医学会”和“司法鉴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交流，项目获SRTP项目验收“优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浙江省心源性猝死疾病谱研究——以夹层动脉瘤为例”申请到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资助。通过这些训练，该组学生专业成绩优秀，本科生阶段就在核心期刊发表相关文章，在后期临床学习和实践中也表现出色，有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有推荐到协和深造等。
5司法鉴定融入基础医学教育：助力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培养
多年的解剖和鉴定实践促进了病理学科的老师专业知识和水平的提高，司法鉴定知识和案例的融入，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形式，增加了教学过程中的趣味性和真实性，提升了自己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有多名病理学老师在医学生教学反馈中获得“优秀”的评价；年轻教师在“浙江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奖，多次被评为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优秀青年教师”。司法鉴定和法医病理解剖的实践也为医学教育改革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案例，从医学院的教改项目、浙江大学青年教师交叉研究种子基金项目，到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课题等，内容从“法医解剖在病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尸体解剖立法依据的探讨”、“浙江省猝死疾病谱研究”和“比较形态学资源库及数字化学习平台的建设[4]”等。不少老师受邀在全国医学教育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并在核心期刊发表教改论文，同时也在专业期刊发表司法鉴定相关论文[6]，包括发表在PLoSOne上的SCI文章[7]，极大地提高了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为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育打好扎实的基础。
从全国范围来说，大学院校成立司法鉴定中心的不多，对法医病理和司法鉴定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由于时间、场地的限制，医学生参与法医病理解剖和司法鉴定实践机会更加欠缺。而浙江大学的教育实践证明：将司法鉴定逐步融入并贯穿整个基础医学教育不仅有利于医学生早期进行临床思维训练，加深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而且有利于拓展视野，提高防范和应对医疗纠纷的能力，减少恶性事件的发生。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教学质量，值得有条件的医学院校借鉴和进一步实践。